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职务消费快速膨胀，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这种背景下，从“开支标准”着手，严控包括出差在内的职务消费，无疑应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但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积极意义委实又是相当有限和表面化的，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让公务消费真正降下来。个中道理当然不难辨析：出差之类的职务消费所以那么容易膨胀、失控，根源在于支配着公务消费的公共权力本身太过奢侈、自由。具体来看，这种奢侈化的权力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权力的数量和规模太多太大。关于这一点，看看近年来各地公布的权力清单，便不难得出一个直观而深刻的印象。比如，在河北邯郸，“权力清单”显示，该市政府部门拥有的行政权力共计2515项；再如四川成都，“清单”揭示的权力数量高达5602项，而在北京，65个市属行政机关共有行政执法职权8735项。一个城市，公共权力动辄成千上万，那么多的事情都必须仰仗着政府来管理、裁度、审批、处罚，即使不考虑其中的腐败因素，如果把这些权力都“用足”，其对应所需的权力运行成本，显然不会多么低廉节俭，也实在节俭不了。

    以作为权力运行成本组成部分的“公务出差”为例，既然政府权力如此之多、涉及的范围又是如此之广，需要公务员出席的活动如各种会议、检查评比、庆典等等，自然是少不了。而这样一来，即使出差开支标准控制得再严格，总体上的差旅成本，又如何节俭得了？

    其二，权力在行使上的粗放、软约束。权大责小乃至有权无责，权力缺乏监督衍生的权力奢侈化、骄横化现象，仍然相当普遍。具体到行政成本职务消费控制上，这种奢侈化的表现为：一方面，公务和行政性支出成为最容易膨胀的财政开支项目，公务人员侵夺公共资金为自身牟利享受的冲动难以遏止，另一方面，除了正规的财税收入，各种行政性的政府收费居高不下。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曾指出，“几乎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不收费”，“一些行政执法机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罚款”。

    既然政府财权在收支两个方面都如此方便、好用，约束阙如，再多政府自定的差旅开支规定，又于事何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