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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刘奔去世二十多天后才得到这噩耗的。他走得太突然，当时我正在南方度假，等回到北京，一切都过去了。
回京的第二天，我去了华威西里刘奔的住处。他的夫人孔英一见到我，还没有答话就哭了起来。在故友的骨灰和遗像前，她说了许多往事，诉不完的思念中满是哀伤。
不久，她寄来了刘奔生前出版的文集《当代思潮反思录》和一部传记体的遗著《我的梦》。我知道，她想让我为刘奔写点什么。而我，其实早就想动笔了，只是太多的话伴着隐隐的痛一起涌上来，反倒不知该从哪里说起了。
一、 原来他是日本战争孤儿
至少，在1982年时我就注意到“刘奔”这个名字了。那一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以“人的学说”为专题的论文集，其中收有刘奔的论文，也收有我的论文。差不多五年后，1987年5月的一天，我们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面了。我们一见如故。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诚恳、朴讷、举止从容：敦实的个头，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剃须后唇边和两颊留下的铁青色隐约透过一种特有的刚毅，稳重的眼神里闪出的是温和而令人信赖的光。
这是一次由《哲学研究》杂志社和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合办的小型学术座谈会，会址在三门峡，《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刘奔和曹景元先生是会议的主持人。那时，碰巧影片《血战台儿庄》在三门峡首次上映，第二天开罢会我约刘奔一起去看这部早有耳闻的大型历史纪实片。银幕上两军厮杀的惨烈场景
感染着电影院里的每一个人，日军炮火弥漫的那种残酷令人窒息，中国军人的拼死一搏调动着一个民族最后的那点不可摇夺的血性。看完整场电影，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在返回住处的路上，我们又默默地走了很久。
“这不是打仗，这是赌命！”终于，我先开口说话了。
“是的，这是赌命！”他附和了一句。
“我最恨日本人！”
“我也最恨日本人！”
……
就这样，我们开始评论影片中的故事，评论演绎了这段悲壮的史实的影片。当然，我在那种情境下脱口说出的“日本人”是有专指的，我相信他也是这样。不过，大约半年后，当我听说刘奔是日本的战争遗孤时，我还是很为自己先前的唐突感到愧疚。我不怀疑他说的“最恨”，但我担心没有措意加以限定的“日本人”的说法可能会伤了他。此后，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每当同他见面，我总会想起那天晚上看完电影后的谈话。不用说，到头来，还是我错了。从我们往后近二十年的交往看，他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在这件事上多心的倒是我。
的确，“日本遗孤”的身世，使刘奔在我眼里平添了几分神秘。但由这神秘多少生出的那点距离感，只是让我们长久地保持了最初结识时彼此给于对方的那份信任和敬重。大约是他和我都把我们学术上那种如水般的君子之交看得分外可贵的缘故，他从未向我说起过他的身世，我也从不曾主动问过他。像是一种宿命，在刘奔去世后，他竟稿于2003年9月的《我的梦》才到了我的手中。只是在这时，我才有可能借着它向朋友的灵府深处走去。
二、“不幸之中的万幸者”
1942年4月2日，刘奔出生于日本国长野县的下伊那郡清内路村，他的日本名字是樱井博昭。他两岁时母亲就病逝了，刚满三岁就随着家人被日本政府以“开拓团”的名义移民到中国黑龙江。不久，父亲被征入伍，接着便是日军在东北的节节败退。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离散了的爷爷、姑姑、哥哥、奶奶、先后客死异乡，父亲和表姐生死不明，奄奄一息的小博昭一下子成了孤儿。就在这时，一个叫刘文富的中国人收养了他，从此他有了一位中国父亲和一位中国母亲。
从开始记事起，刘奔就是一个中国人了，他所知道的故乡是辽宁西丰县茂林村长乐屯。这个被当地人叫作“宝贝兜”的屯子是刘奔真正的摇篮，这里存放过他童年的温馨，放飞过他少年的梦。“晴天的时候，我常常望着天空，引起种种天真的遐想。看到黄牛在山尖上吃草，以为牛背一定顶着了天，那瓦蓝瓦蓝的天摸起来一定很光滑。”这是刘奔写在《我的梦》中的句子。有过这样美的遐想的童心当然不可能无所托庇的，养父是他最贴近的庇佑者，在养父的后面是偌大的东北，偌大的中国。
刘奔六岁就上学了，他的启蒙老师是从那时起就一直做着小学教师的养父。他从小就有点“犟”，学习一向很刻苦。对于自己没弄懂的问题他总喜欢刨根究底，对于自己终于认定了的看法也总会据理力争。养父的鼓励助长了他的这股“犟”劲，这“犟”劲也终究成全了他。从小学到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出色。由于初中时成绩优秀，1958年他被保送升入高中。三年后，他考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从到县城上中学起，做乡村小学教师的养父就不再能教他了，但养父在敬业和做人上始终是他的师表。一次，他跟父亲去河边钓鱼，正好村里有人在河道上下了捕鱼的渔亮子，他看到渔亮子上有一条不小的鱼，就忍不住下河抓了过来。养父见他拿了别人的鱼很生气，批评他说：“别人下亮子捕的鱼，我们拿了来，这算什么行为，你还是好好想想吧！”他听了这话后很羞愧，当即就把鱼送了回去。他上高中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按规定，分给中学生的口粮会多一些，而教小学的养父却和农村一般社员一样，每天只能吃到四两的棒子面。就这样，养父的心里还是老惦记着他，把饿肚子省下来的棒子面小饼留给他吃。
刘奔考入吉林大学后，养父比自己上了大学还高兴。这个尽职的小学教师用他每月39元的薪水养活一家三口本来还过得去，一到儿子上大学，他得把薪水的一半用在儿子身上，家用一下子拮据起来。但父亲的一半薪水总是每月按时寄给儿子，一个月也没有落下过。多年以后，刘奔在他的《我的梦》中深情地回忆说：“我从不怀疑爸爸是亲爸爸，因为爸爸对我实在太好了。世上的亲爸爸，未必都能像我爸爸对我这么好。……一个养父对养子，比对自己的亲儿子还亲，真是不易呀！没有他老人家，就没有我的今天。”
1978年，刘奔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学者夏甄陶先生修习哲学。从此，他有了自己值得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学术事业。九年后，当刘奔携了家人回日本长野探亲时，他的故乡清内路村沸腾了，乡亲们为这村子一百多年来终于出现了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奔走相告，雀跃欢呼。欢迎的人群忘情地高呼“博昭一家万岁！万岁！万岁！”刘奔也同家人一起高呼“清内路村万岁！万岁！万岁！”他以自己作为中国身份的学者“衣锦还乡”感到自豪，也为一个日本遗孤的传奇般的人生默默庆幸。“我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者”——他在一次又一次回味这似梦非梦的人生经历时，一次又一次地如此说。
三、“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刘奔是一位以学术为天职的学者，也是一位难得的有着强烈使命意识的杂志编辑。1981年，他研究生毕业，从此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任职。他从编辑做到副编审、编审，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担任这份权威学术刊物的副主编、执行主编。这个严于律己而刚正不阿的人在编辑部的同仁中有很高的信誉，而他从不苟且的学术操守在同他有过交往的作者那里更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总是有太多的寄托，然而，也许很少有人留意，他的坚实的肩膀在担待事业的重负时，往往也会承受一种别样的心灵的苦痛。
1985年春天，一位叫山崎丰子的日本女作家来北京采访刘奔。她想搜集日本在华战争孤儿的素材，借此写一部相关内容的小说。在刘奔的印象中，山崎曾写过一些不坏的作品，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采访的最后，是山崎和刘奔的一段对话：
“你在找到日本的父亲以后，还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吗？或者，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了？”山崎问。
“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性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刘奔说。
“我感到很震惊。”女作家显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这不足为怪。”被采访者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
这次采访多少有点出乎刘奔的意料。接着，山崎采访了被请到北京的刘奔的养父。山崎的问题有些古怪：“假如你是在长春的一个小学教书，那时长春正被围困，居民断了生活上的供应，你只有一点点干粮，你是给你的学生吃，还是给你收养的这个孤儿呢？”
“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您。”退休了的小学教师实话实说。
几年后，山崎的小说出版了，书名是《大地之子》。小说明显袭用了刘奔提供的素材，主人公的生父同样是长野“开拓团”的成员，养父同样是小学教师，并且同样供养养子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但小说丑化了中国养父的品格，并且编造了日本遗孤在“文革”中因为是“小日本”而被判刑劳改的虚假情节。山崎把现实素材肢解后塞进了预设的故事框架，这预设的框架对日本遗孤命运的安排是用来谴责作者所轻蔑的中国人的。
刘奔觉得自己被愚弄了。这之前，他意想中的以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应该是《我是中国人——一个日本战争孤儿的苦辣酸甜》。他从不曾奢望过山崎把小说写成他的个人传记，也并非不懂得必要的虚构是对小说的艺术真实性的成全，但他不能容忍小说中贯穿的那个因为是“小日本”所以在中国处处受迫害的逻辑，不能容忍小说作者以日本遗孤的话题为军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开脱。在心中那份始终被小心珍藏着的神圣感情遭到亵渎后，他开始以各种方式为自己的中国养父、为养父后面的中国人辨诬，向《大地之子》的数以百万计的日本读者申说真相。
1995年冬季的一天，日本国立一桥大学国际交流中心的会议大厅内座无虚席。一桥大学的岩佐教授正在主持一场“评山崎丰子的《大地之子》”的报告会，报告人是中国学者刘奔。报告痛切地揭露了《大地之子》的虚妄构思和阴暗用心，报告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了一段不容遗忘的历史出面作证：“在迄今为止的日本人中，谁最能理解中国人民为那场残酷战争的后果所承担的巨大历史责任？唯有我们战争遗孤。”“我们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应当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应当感念中国人民苍穹般的广阔胸怀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刘奔的曲折人生赖以支撑的最后凭藉，是一个战争孤儿的孤峭心灵最终得以养润和安顿的原委所在。这是他最初的论文《马克思人性观和认识论》隐在的灵思之根，也是他生前所有著述内蕴的主导命意的点睛之笔。
我记忆中的刘奔是寡言的，但我能想象他在那大庭广众之中的演说竟是如何地滔滔不绝。
2007年2月7日凌晨，正在筹划着再度赴日讲学的刘奔猝然病逝。
他走了，他留下了一个不曾做完的“人道”的梦。
他走了，他执著地用《我的梦》写下了这样的遗嘱：“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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