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60周年。在日本，发行量占首位的《读卖新闻》在年近80岁的主笔渡边恒雄亲自主持下，成立了由编辑、记者组成的“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决定就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长达一年的调查和分析，以连载的形式在报纸上陆续发表。渡边先生亲自提出了以下五个调查的主题：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为何发展到了中日战争？日本为何在根本没有取胜把握的情况下与美国开战？是什么人“发明”了所谓全部战死的“玉碎”及自杀式的“特攻”战斗方式？美国投放原子弹是否不可避免？东京审判遗留下的问题是什么？

    渡边先生说：“占日本大部分人口的青少年已经不知晓那场战争。我本人作为日本陆军最后一届的二等兵，体验过军队生活。我意识到日本人应该亲自把那场战争的经过和其责任研究明白，这就是策划这次检证战争责任活动的动机。”

    在《读卖新闻》开始就战争责任问题连续发表文章的2006年年初，渡边恒雄先生又出人意料地与“老对手”《朝日新闻》的主笔若宫启文坐到一起，就两报长期对立的靖国神社问题的观点进行了讨论。

    渡边在与若宫的对谈中介绍了自己对靖国神社的认识过程。他自己除了在上小学的时候被强制命令去过靖国神社以外，战后就再也没有进入那里。而当他知道了靖国神社内部的游就馆完全是赞扬军国主义的地方，特别是当看到孩子们参观了那些歌颂战争的展品之后会以为“日本在那场战争中胜利了”的时候，他强烈地意识到，首相参拜这样的地方，其结果是相当严重的：一是导致“甲级战犯冤枉论”在国民中流传；二是会使中、韩等国认为“日本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日本也会因此对中、韩等国产生抵触，导致恶性循环。因此他坚决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切断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过去的侵略历史，努力让大多数国民认识到：“事实上，那是侵略战争”。

    2006年7月与10月，调查报告由中央公论新社出版发行，即《检证战争责任》（以下简称《检证》）。“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从纵横两个方向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又从总的方面进行了总结。纵向方面分为8个阶段，即关于九一八事变、关于中日战争、关于日德意三国同盟、关于日美开战、关于战争的继续、关于“玉碎”和“特攻”、关于“本土决战”、关于最后时刻争取和平的努力。从社会角色的横的方面，对不同的层面的责任者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天皇的责任问题。此外，还有对日本社会的制度与思想层面问题的探讨。例如，《检证》一书对战争期间日本媒体的作用进行了反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家报纸都派出大批特派员报道军部的动向，大肆鼓吹“满蒙是帝国的生命线”的舆论，成为日本媒体煽动民族主义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每当发生有关战争的重大事件，各报都铺天盖地地刊载礼赞文章。媒体对把国民引向草率的对英美开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维尔·谢尔曾著文说：要让一个国家诚实地面对曾经制造了战争罪行、种族屠杀、无端入侵其他国家，或者曾经虐待和杀害它自己的国民的痛苦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尽管有无数的倡议要审视它的战争罪行，尤其是它对中国的占领，但是迄今为止官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举动，而德国人则对他们的战争罪行承担了集体责任。尽管《读卖新闻》独特的公众努力并不是出于政府的倡议，但可以把它看做是日本所可能进行的一次可以接受的“官方”调查并且做出了适当的道歉。

    作为中国的读者，我想就该书的一些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方式。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日本国家的责任，“战争责任”是指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对战争受害的国家与国民应负的责任。单纯地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是不是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呢？

    第二个问题是：《检证》一书在对各种人物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后，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被这些人架空。这些人的责任当然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单纯从日本人被“欺骗”的角度对战争责任进行检证是否全面与科学，是否能够将真正的战争犯罪责任进行彻底的追究。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战后对日本国民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几乎完全被忽略了。即使讨论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也仅仅从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立场上认识战争责任。

    第三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警惕“无构造历史观”的影响，以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为理由，强调各事件之间的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比如，《检证》一书多次讲到“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如果冷静地加以处理，全面战争的危机是有可能得到回避的”；不止一次地强调推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日美开战。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给人的感觉也是在强调战争失败的战术原因。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离开对战争性质的判断，那么追究战争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许多人都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新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关注日本政治的右倾化问题，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多数媒体之所以对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进行大量报道，都是因为在日本国内发生了进步势力与右翼及保守势力的激烈斗争。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活跃起来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其实都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改善”的趋势的反动。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向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方向“改善”，源于战后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努力。日本的新民族主义的活跃，虽说交织着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前期强烈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的新动向构成了导火索。从这个意义上，关注日本社会追究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新动向是很重要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看到了最后的现象，看到了教科书后来的“改恶”，却忽略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曾经发生的教科书的“改善”。媒体对这些情况的报道也是十分薄弱的。长期忽略这一问题，使我们对多元化的日本国内的斗争局面缺乏科学的把握，从而丧失我们与日本进步势力共同思考与共同斗争的有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