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盗窃犯罪，普通盗窃的起刑点为盗窃公私财物2000元，而扒窃犯罪的起刑点只有800元。为了打击扒窃犯罪，上海市高院制定颁布了这些相对降低案件起刑点的规定。（《新闻晨报》8月8日）

    一般来说，扒窃犯罪主要是在一些公共场所发生，侵害的对象通常也是平头百姓，往往给一些贫寒百姓雪上加霜，因此应该从严打击。降低扒窃犯罪的起刑点是否真有利于遏止此类犯罪，有待实践检验，但不妨一试。

    然而，既然上海高院决定降低扒窃犯罪的起刑点，为何不同时将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起刑点也适当降低呢？事实上，20多年来，中国有关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的起刑点呈现“芝麻开花”之势，1979年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为1000元；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规定一般为2000元；1997年《刑法》修订后规定一般为5000元。而有资料显示，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目前在实际办案中，一般情况是，贪污、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才立案。

    显然，如果司法机关在降低扒窃犯罪起刑点的同时，对贪污受贿起刑点的“通货膨胀”无动于衷，这非常不公平。事实上，就犯罪的危害性来说，官员贪污腐败可能远远大于一般的扒窃犯罪。现实生活中，由于官员是公共管理人员，一旦其贪污受贿而失职渎职，就可能酿成更为巨大的灾难，譬如说有些官商勾结导致煤矿发生灾难等，不仅带来巨大财产损失，更往往是人命关天！

    法治国家不应容许“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只降低前者的起刑点，却不降低后者的起刑点，这不仅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也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当前对贪污受贿不仅存在起刑点上的“通货膨胀”问题，在量刑上也同样存在“通货膨胀”迹象：有权威数据显示，近些年，各级法院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的情况越来越多，从 2001 年的52.6％递增至2005 年的82.83％。某些地方甚至出现对受贿20万元以上的官员适用缓刑的判决。

    因此，期待司法部门在降低扒窃犯罪起刑点的同时，也降低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并且还要严格执法，防止对贪污受贿罪量刑上的“通货膨胀”，这样才能更好地反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