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人民可否不讲礼？”估计回答“是”的人少之又少。但反观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学术研究，“野蛮开发”、“野蛮装修”、“野蛮旅游”、“野蛮消费”乃至“野蛮批评”，并不鲜见，更多的虽然不是野蛮，但是已经很粗鄙的言行，使得礼仪之邦的美名一再蒙羞，其中也包括对于儒家思想在先入之见和一知半解的基础上大加鞭挞。这正是“礼”需要“教”的原因。
儒家的一大“罪状”，便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或者人民群众的欺骗者，与此相关的形容词便是“落后”、“反动”、“伪善”，至少也是“过时”。这种批评其实在战国时期的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作品中屡见不鲜。问题是，那时这些批评多是出于学理的批评，而非意气之争。在思想界以外，当时也有道听途说式的指控和漫无边际的谩骂，更有权贵显要对于儒学的排斥、嘲弄以至侮辱。可以说，在儒学的历史上，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曾激烈反对儒学，而儒学依旧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力。
但是，有一种“五四”以来就比较流行的看法需要留意，就是认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是“礼教”，其本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有人进一步以为“儒家思想根本就不讲天下公认的自然真理和社会真理”，所以“科学”和“民主”也被视为攻击儒家思想的利器，至今有人奉若至宝。且不说儒家历来所主张的“理”，就是要破除人欲之“私”，包括最高统治者天子在内。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科学史，就可以发现秦汉以后在天文、历算、水利、建筑、医学、生物、地理等领域有成就的学者，都是熟悉儒家思想，大多数也是认同儒家思想的。孔子本人在当时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明清以来的大学问家如徐光启、顾炎武、戴震、阮元等都是兼通人文和自然学科。阮元明确指出天文历算等“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而这一时期对于西方学术进行认真引进和具体介绍的，也都是有深厚儒家文化素养的学者。这些事实，只要摒除师心自用和数典忘祖的心态，而稍加留意，是很容易发现的。
而以“人民”的名义批判儒学，曾经是深入人心，至今也是广有市场的，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中国传统的礼乐文明，是儒家自觉维护、传播和更新的，这是儒家历史贡献的一个主要方面。“礼尚往来”，是任何民族、任何社群正常维系的基本价值之一。“礼”的本质是“屈己而尊人”，在社会交往中向对方表达敬意，这是最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认可的处世原则。无论是多么激烈的体育比赛，双方都被要求遵守基本礼节，任何文明的比赛都必然是以“礼”贯彻始终的。儒家就是把这些日常的、自发的、普遍的社会规则加以提升，而强调“礼教”的重要性。
稍微了解一下儒学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儒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良好互动。比如，东汉末年的大学问家郑玄遭遇了黄巾军，他得到的是礼遇而不是伤害。《宋史·道学传》记载周敦颐、邵雍、二程兄弟等大思想家都是久居民间，不仅批评朝廷的不正之风，还身体力行，使当地的民风民德淳朴礼让。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无数默默无闻的民众冒着风险收藏和保护了一大批儒家文物。倒是一些“半吊子文人”，见风使舵，对儒家和传统文化肆意嘲弄。而大多数没有恶意的人们也因此疏远、质疑乃至鄙视关于“礼”的学问。
西方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则非常重视儒家“礼”的思想。在英文世界，用来翻译“礼”的单词不下十几个，大家觉得还是不满意，似乎任何一个单个的英文单词都不足以表明“礼”的丰富性。根据杜维明先生介绍，最近有美国学者用“civility”翻译“礼”，实际上是揭示了“礼”是“文明”的同义词。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理论家希尔斯（Edward Shils）提出的civilsociety，翻译为“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理论，影响非常大。杜维明先生说，civil的原始意义是“非野蛮的”，“非武力的”，“非官方的”，这些都是“礼”的固有内容，当然不能认为官方不需要“礼”。希尔斯认为孔子的思想为现代的公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甚至认为是开创者，如杜维明先生所言，这对很多中国学者来说是天方夜谭，但西方有关学者普遍认为儒家“礼”的思想和“市民社会”的构想有内在联系。
如果要问“人民可否不讲礼？”估计回答“是”的人少之又少。但反观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学术研究，“野蛮开发”、“野蛮装修”、“野蛮旅游”、“野蛮消费”乃至“野蛮批评”，并不鲜见，更多的虽然不是野蛮，但是已经很粗鄙的言行，使得礼仪之邦的美名一再蒙羞，其中也包括对于儒家思想在先入之见和一知半解的基础上大加鞭挞。这正是“礼”需要“教”的原因。
关于“礼教吃人”，是我们很熟悉的批判口号；“送礼成风”，更是我们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吃人”的其实是强权加阴谋，而“腐败”的其实是贪婪加猥琐，正如“人民”、“革命”、“自由”、“民主”等价值，都会被扭曲、被利用、被玷污，那么，对于儒家的无端指责就会减少一些，对于社会对于自身责任的承担就会增多一些。事实上，儒家内部，从孔子开始，就在反思如何避免礼的空洞化、虚伪性，就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态度抨击僭越礼制的统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