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海鹏主编，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菁华致力而成的《中国近代通史》10卷本，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完整的大型近代通史专著，这是一部体现我国历史研究者顺势大通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一部展示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前沿史书。

    写史的根基在于史料，该书不但吸收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广泛运用了各种历史资料，除已经出版的各类档案文献、报纸期刊、历史文献汇编、文集、地方志、日记、书札等资料外，还涉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中央档案馆及地方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等馆藏资料。其博采史料之广、选择史料之精，是以往许多近代史著作所未及的。

    以该书第10卷为例，该卷披露了一些历史事件当事人未刊日记记载的历史细节。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所藏的《张发奎日记》、《熊式辉日记》，披露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高层对于全局战略考虑的细节。其中蒋介石对召开政协会议的具体态度使人们了解到，蒋既有政协民主化进程对其专制政权不利的顾虑，也有不得不召开政协会议的思考：军队疲劳与空虚；官兵精神松懈，志气消沉；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困苦，大家希望安定，厌倦战争；美国希望中国统一，不希望一党专政，如果先动武，国际舆论必有不利影响。实际上，蒋并未像以往研究认为的那样，看不到社会的呼声与国际的反对，他还是有一定的大局分析观，只是对自身实力的过分自信及对专制权力的过度欲望，模糊了他的判断。在东北四平会战时，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也是出于他错误判断下的决定。

    档案的利用是该卷写作的一大特色。该卷引用了大量档案资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接受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报告书》披露了抗战后，国民党接收敌伪资产时存在的大量贪污腐败行为，“明为接收，实为抢攘”。档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初步谈判报告书》全面回顾了中美商约谈判的交锋过程，点明国民党政府妥协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细节，解读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貌似平等实则不平等的根本缘由。这些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

    此外，还加大了对台湾所藏档案的搜寻与利用。通过对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的析读，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蒋介石在一些历史事件过程中的具体立场与态度。如重庆谈判前，蒋介石指示谈判代表在政治上对中共可尽量宽大让步，以此妥协军事上的绝对统一。但蒋的所谓宽大与妥协只是口头所说，实际谈判中军事绝对统一成为蒋介石的主要目标，这也是重庆和谈破裂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政治协商谈判中，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对中共的温和派，他们为政协辩护，也主导了国民党在政协的让步政策。其中不少人直接对蒋介石建言，但由于国民党实行总裁决定制，蒋的态度最终决定了国民党的政策走向。国大召开前，蒋一方面放出空气与中共谈判，一方面命令在北平的陈诚做军事准备，反映了其真实想法。可见，《通史》对《蒋中正总统档案》的使用，使这些历史过程更加直观与全面。

    内战时期，国民党内部存在各种矛盾。国民党“党史馆”所藏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速记录》披露了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解决党团矛盾的提议，但是矛盾没有得到解决的史实。该《记录》谈到“农村凋敝，农民穷苦，对于我们失望。可以说今天中国农村的现象，比本党执政二十年以前还要差得远”。这是国民党高层对当时“三农”状况恶化的认识，也是其对自我执政能力否定的一个感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速记录》则揭露了国民党政权官僚化、臃肿化的恶果，蒋介石也因此而苦恼不已。《国民党中常会速记录》对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等党派对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权的激烈争夺，甚至选举后，出现了国民党中央荒唐的以开除党籍处分强行要求被选举者自动放弃的闹剧，皆有详细记载，将虚伪的民主“立宪”过程暴露无疑。这些史实，由内部资料来客观讲述了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矛盾，弥补了以往研究者过多主观分析的不足。

    戴逸先生曾言：对历史史料的博采与考证，必须“有科学头脑，逻辑训练，认真求正，广密推理，一丝不苟。下一判断，如老吏断案，客观冷静，不杂成见，不带感情”。通史撰写者们如此细致的工作，体现了《通史》对于史料的博采与谨慎，更突出其力图宏观揭示历史发展全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