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这间低矮平房的门帘，最先看见的，是一只被拴在轮椅背后的手。而那轮椅上的女人正咬着一支短棍，脑袋一下一下在电脑屏幕前点动着，像小鸡啄米。凑近看，原来她正在输入新浪网址，刚输到一半。
尽管出生6个月时，医生曾断言，这位脑瘫患者绝对活不过20岁，但如今，张莉却已经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50年。并且，她还用嘴咬着短棍，在电脑上敲出一部19万字的自传。最近，这部叫《生如残月》的作品出版了。
代替她手指的，是两根分别有八九寸和一尺多长的竹棍，粘着一截旧牙刷把，以便于嘴咬，长的用来控制鼠标，短的用来敲击键盘。近两年时间里，她就这样以每分钟打出30多字的速度，在电脑上写作她残疾而又奇特的一生。
因为运动神经受损，她的四肢不停颤动，只有把右手拴在轮椅背后，才能坐稳。她的两腿无法伸直，膝盖以下已萎缩，像两条干柴棒，双脚扭转成马翻蹄状。
全身上下，只有嘴能听大脑使唤。从小，她便知道自己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因为只有她靠嘴叼来玩堆积木的游戏。玩伴们时常撇下她一哄而散，姥姥看她时眼里常常噙着泪水，一些老奶奶也会摸着她的头感慨“这孩子太可怜”。但从懂事起，张莉便“讨厌别人说我可怜，或是用怜悯的眼光来看待我”。
“你看，就我这样，身体是残缺的，但我想要一个跟别人一样完整的人生。”她笑着说，眼睛往一起眯，透着一股子倔劲儿。
依靠嘴和一只颤抖的左手，从9岁被送进北京一家社会救济院开始，她便努力尝试着“完整自己的人生”。
早上，她会麻烦病友帮自己打来洗脸水和刷牙水，把牙粉倒进一个玻璃瓶子里，先用嘴叼着牙刷蘸牙粉，再用尚存一点儿活动能力的左手夹住牙刷伸进嘴里。颤抖的左手，经常把牙龈捅出血。洗脸时，则让人把脸盆放在面前的小木凳上，自己用左手把毛巾蘸湿。
但这个脑瘫女孩想要做的远远不止是自己能刷牙洗脸。病友走后留下一台矿石收音机，重复广播着《红灯记》唱段，这无意间激发了她认字读书的念头。于是，她托人买来3角多钱一本的《红灯记》剧本，“按腔索字”两个多月后，她认完了整出戏的所有对白。接下来，她又跟着广播认完了《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
认得的字越来越多，她又借来《简爱》、《呼啸山庄》等名著阅读。当这架矿石收音机报废后，她又花5元钱买了台二手半导体收音机，开始跟着收音机学英语，直到能跟外宾用英语简单地对话。
“能读”之后，她还想“会写”，做一个“完整”的有文化的人。可是，新削的铅笔太长，叼在嘴里用不上劲，掌握不了笔画的方向。等铅笔用短了，距离纸又太近，眼前昏花一片。即便如此，一有空闲，她便用嘴叼着笔写自己的名字。救济院发给她当手纸用的裁成方块儿的糙马粪纸，光滑面都被她写满了。
在那个时代里，她也曾写下“拿起笔做刀枪，身虽残意志坚，红心向党永不变……”这样的字句，还在福利院里“史无前例，也后无来者”地主动申请加入共青团，因为“我也是个青年，我也要求上进”。
这位老共青团员，硬是咬着笔憋着劲写下了一篇篇诗文，抒发她对生活的渴望与思索。诗文陆续发表，先后获奖30多次。
在上世纪80年代，她的事迹频繁见诸《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她成了残疾人自强模范，也成为各级领导和国际友人到福利院视察或参观时的重点关照对象。并且，她两次被“国际残疾人独立生活大会”邀请参会。
第一次，因为经费问题，她不得不放弃参会。第二次，她不想再放弃，便给中残联主席邓朴方写了一封长达3页言词恳切的求助信。这位当年曾穿着统一发放的黑色大棉袄大棉裤，跟她在同一福利院休养的残联主席，尽管可能已不记得这位一同晒过太阳的病友，但张莉还是很快得到了他的帮助。1989年5月，张莉抵达美国。作为大会开幕式3个重点发言人之一，她被记者穷追不舍，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她“有没有家庭”。
事实上，名声乍起后，张莉收到过20多封求爱信，天南海北，个个“言词恳切，情感炽热”，更有几位痴情者登门求爱。但她一度对爱情望而却步。直到一个身材瘦小、肩挎旅行包、手拎点心匣子的陌生男子，1989年春天出现在她面前。她最终接受了这个当时已年过40、在北京顺义工作的河北男子。
在这个如今已经略有些秃顶的男人眼里，她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个残疾人。“我觉得她挺不简单，就想认识她。”丈夫李加绪这样解释爱她的原因。在他看来，她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拥有一个女人所应拥有的一切；而他作为一个男人，也应该给这个女人他所能够给的一切。
跟着这个男人，张莉离开了福利院，最初在租来的平房里结婚，然后生子。为了照顾儿子，她一度放下曾坚持了近20年的自学和写作，从媒体的视野中消失，在家里像老母猫叼小猫一样，用牙咬着孩子的衣服，叼起儿子为他换尿布，有一次竟把上牙拽了下来。
直到上个月，她用民政部门捐赠的联想电脑敲出的自传《生如残月》出版，又一次吸引了媒体的目光。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在家里忙着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
她的家，是弟弟借给她的一间13平方米多的平房，外加一间2.5平方米的厨房，一家3口在这里已守了11年。一套陈旧的组合柜几乎占据了半面墙壁，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相互垂直顶在墙角，除了新置的电脑和电脑桌，房间的摆设10余年未有变化，大多已经老化。
但她感到满足：“有家、有丈夫、有儿子，别的女人有的，我都有了。”在这个拥挤的小房间里，她咯咯的笑声时常响起。
这个家里生活并不富裕，3个人依靠每月1200多元低保，在老李的精打细算下，勉强生活。因为钱，两口子也会争吵。她有时觉得老李“一分钱恨不得掰半花，忒会过了”。老李自己绝不买衣裳，穿别人送的旧衣物。但张莉认为，一家人穿戴总得像个模样，不能太寒碜。她喜欢让儿子推着自己去逛街，最常去金五星买衣服，那儿便宜。
“我挺喜欢逛街，女人都喜欢逛街的。”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眼神望着记者。
这个女人在家喜欢看电视，喜欢上网。特别爱看《时尚妆苑》一类的服装电视节目，爱看情感类电视剧。她还喜欢在网上看一些成功人士的故事，看别人怎样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然后转述给儿子听。
没进过校门，这始终是她“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所以，从儿子进校门那天起，她就试图在他身上弥补这种遗憾。儿子今年中考，她忙前忙后地上网给孩子查分数、查分数线、查询各个高中的情况。这个从未进过校门的女人，对不少高中的情况竟了如指掌。她一直深感内疚，因为没钱给孩子报过辅导班。虽然她看不惯儿子“头发留那么长，脖子上还戴着一个项链”，但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有出息”。
而她自己，则继续用嘴来完成她的文学梦。写完了自传，她又开始写作两部长篇小说。看着眼前散发着油墨味的自传，她很知足：“也许是个梦吧，好在我坚持过来了。虽然生成这样，但我没白活。”
几乎每天，早上7点左右，在北京那片被几排高楼从繁华街区隔离开来的低矮平房区，丈夫推着轮椅上穿戴整齐的妻子，从狭窄曲折的胡同里走出来，走过起伏不平、积有污水的水泥路，沿着林荫道缓缓散步，然后带回一些新鲜蔬菜。
只是最近，两人在散步时，被熟人拦下闲聊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了。因为邻居们都挺关心，在哪里能买到这本《生如残月》。在这个平房区，如果你打听“张莉”，人们并不一定知道，但如果问起一个用嘴写作的女人，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