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称雀巢、联合利华等跨国食品公司虽已在国外市场做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的承诺，却不肯对中国消费者做出同样的承诺。对此，雀巢相关负责人称雀巢的产品均依照严格的国际质量标准生产，质量没问题。（《北京商报》8月13日）

    面对此事，一如既往，又有不少人在网上高喊，“外国佬都不是好东西！”“抵制洋货！”

    我以为，在公众对食品安全诟病日多的大背景下，雀巢、联合利华等跨国食品公司此举，的确有执行双重标准的问题。但是，诉诸民族情绪却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这里面涉及一个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现代企业发轫于西方，在早期，西方国家的企业理论界认为，公司只是一种开展商业活动的工具，企业行为不必考虑道德问题。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与跨国公司相关的大量道德败坏行为被曝光，他们忽视消费者安全、无视劳工权益、污染环境、贿赂政府官员，甚至在非洲、拉美的小国为了争夺资源而颠覆政府。人们开始意识到，在这个“公司统治世界”的时代，掌握着巨量资源，拥有强大能量的跨国公司如果没有道德感，就会成为一头冲撞现代文明准则的怪兽。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受到关注，John Elkington出版了影响很大的《拿叉子的野人：二十一世纪企业的三条底线》一书。书中提出了“三条底线”的观点，认为企业除了要对其盈利能力保持合理关注之外，也要关心另外两项因素：环保和社会公正。

    由此，许多跨国公司为了打造良好声誉，制定了非常严格的道德行为准则。但是，这种企业道德行为准则是基于西方社会灵敏的惩罚机制之上的。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一旦公司出现违反社会规范的不道德行为，其在资本市场上的市值立刻就会受到不利影响，安然、世界通讯、安达信等事件都是活例子。当这种惩罚机制不灵光时，跨国公司为了逐利，还是会做出不道德行为来。如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往往会大肆进行商业贿赂，开设血汗工厂，对环境破坏视而不见。这样的例子在阿根廷、中国、越南都不难看到。

    说白了，这就是橘逾淮为枳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社会环境因素。拿雀巢、联合利华等跨国食品公司拒绝对中国消费者承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一事来说，原因不外乎这样几条。一，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和权利意识都没有西方人强，他们拒承诺，市场反应不会那么强。二，中国虽有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但制度很软，雀巢因此敢声明“只要它们（转基因原料）的使用不违反当地法规”。三，他们强大的公关能力，能抑制住“绿色和平”这类组织对其不利指责的传播范围与力度。跨国公司以其强大经济实力，可以通过投放广告，影响媒体的报道；他们还可以利用对地方GDP的影响力，役使权力为他们做很多事情。我就曾听一位媒体朋友说过，他们策划的一次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讨论，就因“有人打招呼”而流产了。

    所以，我们如果真要避免被雀巢、联合利华等这样跨国公司施行双重标准，置于某种被歧视的状态下，要做的并不是大骂“外国佬都不是好东西”，而是要改善我们自己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