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制日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修改后的《不起诉案件标准》规定，五种情形将不予起诉：包括未成年或老年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初次实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群体性事件引起的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属于一般参与者的等。

    最高检的新规定引起了诸多争论，焦点集中在对“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予起诉上面，许多人在追问：这是纵容，还是宽容？

    依我的理解，最高检的新规定体现了一种司法善意。因为，之所以不予起诉，不等于承认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也不是因为对他们没有办法，而是认为，他们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不起诉，是为了不给他们的人生留下污点，让他们能有一个认识错误、痛改前非的机会。

    最高检的这一新规定用心良苦、值得嘉许，符合我国司法界“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传统。但是，最高检的这份司法善意，能不能被那些“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所接受，从而起到减少犯罪的效果呢？

    我觉得，这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被不起诉者能不能由此认识到，即便是轻微的犯罪，也是可耻的行为。

    我想，在他们得知检察院将对他们不起诉的那一刻，应该是不难认识到这一点的。但当他们出了检察院的大门，回到社会以后，还能不能坚持这样的看法，就很难说了。

    这是因为，目前社会上一些人的价值观十分混乱，有人甚至“笑贫不笑娼”。一个人有一点犯罪行为不是耻辱，贫困才是最大的耻辱。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指望他们经过一次“不起诉”的感化，就能“知耻而后勇”，从此不再动犯罪的念头，何其难也。

    第二，他们“生活无着”的问题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一点也很困难。首先，大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边缘人口，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会保障，他们为维持生计做的一点小生意，常被城管取缔；其次，中国的失业状况依然严峻，最近还有报道说，今年将有100万大学生难以就业。一个人无法就业，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生活无着”的问题，而只要这个问题不被解决，他就始终有犯罪的可能。建国初期，取缔妓院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安排那些妓女就业，使之免于“生活无着”。

    由此可见，最高检新规定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如果相关措施不力，宽容就可能变成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