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起，北京后海的东边修起了一道墙，准备建立一个保护区。我去看时正赶上拆迁，四下里残垣断壁。朋友的家就在鼓楼旁，距离那里不过百余米，饭后闲逛至此，看附近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我们不免唏嘘一番，慨叹商业文明的强势。

    在我的记忆里，不少老街已经被改造一新，成了纸醉金迷的场所。除了我生活的北京外，这几年在昆明和成都短住时，也曾见证了宽巷子和文明街的拆迁。就拿成都来讲，随着锦里的成功，更多的锦里正在加紧施工。而春城的一位作家则这样写道：“故乡昆明如今已面目全非，犹如熟悉的长者一个个与世长辞。”

    旧瓶新酒、地方特色，这似乎已成为旅游业的法宝。西洋人来到中国，肯定不总对烤鸭感兴趣，他们当然更喜欢找些酒吧或咖啡馆，在异乡的夜色中消磨时光。即使是国内的游客，经过十几年城市生活的打磨，也早已对商业文明充满了依赖，游客的需要摆在那里，难怪酒吧街会遍及中国各地。

    后海附近的胡同里，有一处食肆名为“梅府家宴”，餐馆修在京城的老宅子内，隔壁是梅兰芳先生的故居。进入餐厅后，桌上摆放着当天的菜单，所有的菜名都是用蝇头小楷抄写而成，耳畔传来的是梅先生的唱腔。这家饭馆菜价很贵，布置装潢也“很中国”，所以深受外国人青睐，请我吃饭的是法国人，邻桌的诸位也全部是友邦人士。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访华时，曾经流连于上海的舞厅，他觉得外滩的管弦乐队水平很高，绝非浅草的舞厅所能相比。在桃红色的咖啡馆里，梳着大分头的中国少年弹奏着钢琴，舞池中央是几个英国水兵，他们正跳着格调不高的舞蹈。对于这一幕，芥川先生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到，他觉得自己正在欣赏一幅画报上的插图，“这幅插图的题目，不用说叫做‘上海’”。

    10年前，北京的外国人不过集中在三里屯或使馆区附近，但是现在，以后海为中心的地区，正越发成为老外们的聚集地。记得上中学时，学校曾经组织去恭王府参观，那时虽也有胡同游的项目，但是在规模上远没有今天这样浩大。就在不久前，当我故地重游，想要寻找传统的风韵时，却发现到处都充斥着观光三轮，各类餐厅酒吧鳞次栉比，外国团队络绎不绝，填满了胡同的空间。

    如今，若再想找到老北京的遗风，便只有在后海周围这不大的地方，这里在过去是北京城的内城，它的存在，一直填充着我这等人的最美好的想象。相信在许多年后，这想象仍然会延绵不绝，激荡在人们的心田，但是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或许只能空余下一汪被霓虹打亮的湖面。

    旅游业的发展究竟给原住民带来了什么？后海旁的那些昂贵的餐厅酒吧，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胡同经济？在世界其他国家，这种情况有时要更为严重，人们只能以创收为名，却付出了西化的代价。

    这个时代是荒谬的，以自由主义为名，打造出一个全球化的卖场，它试图以各种粉饰，掩盖地区间不平等的事实。我们无法反抗这种局面，但也绝不能主动迎合，短期利益是诱人的，但是一个国度的吸引力，总在于它们所独有的东西。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当新鲜感过后，粗浅的东方主义终会失去其吸引力，如果不能保持住自身的风骨，我们的旅游业将无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