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题报道《敦煌文书流失百年祭》（详见2007年7月2日文化周刊）推出后，收到包括一些学者在内的读者来信来电。

    《百年敦煌》一书作者、甘肃作家雒青之致电本报，表达对该报道的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王道士才是敦煌文物的发现者，为什么骂王道士，不骂清朝政府？斯坦因、伯希和才是敦煌学的真正开山鼻祖”。并建言：应该在敦煌为斯坦因和伯希和建立纪念馆。

    这一观点，从1997年《百年敦煌》一书出版至今，掐指算来，雒青之坚持了10年；也正是这一观点，10年来，雒青之饱受各方非议。

    “我研究斯坦因是流过泪的，我认为，斯坦因的考古献身是全世界公认的。”59岁的雒青之说。

    时间要退回到1994年。雒青之接到一家美术杂志的约稿，写一篇涉及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的美术评论。“为把这段历史说清楚”，雒青之几赴敦煌开展调查研究，查阅资料的结果，与之前的认知“相去甚远”。由此，雒青之萌生写作《百年敦煌》的念头。

    据雒青之讲述，创作期间，他常常在节假日自费跑到敦煌，常常一个人被锁在资料室里埋头苦读；孤寂的夜晚，一个人穿梭于道士塔，寻找写作灵感。“我是敦煌故乡人，我很爱敦煌。”雒青之说。

    研究中，这位“敦煌故乡人”，却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所感动。“不仅为他们的学术成就，而且为他们冒死求索的精神。”雒青之毫不吝啬笔墨赞扬斯坦因这位他为之心仪的“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家”——

    “斯坦因的足迹穿越了亚洲腹地最艰险的地域，不止一次陷于生命的绝境，足趾被冻掉了几个，他终身未娶，并以84岁高龄前往阿富汗探险，为考古探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考古挖掘出金银财宝，他不为所动，看到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纸片便如获至宝。”

    在雒青之看来，正是斯坦因第一个从藏经洞实物中洞察了其价值，将之公布于世界，才是具有“敦煌学”意义的真正发现；也正是伯希和，在中国敦煌学和东洋敦煌学的起步上起到了梳理、研究、传播的作用。

    即便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王道士，相对其他多数学者，雒青之也同样持不同见解——“王道士挨那么多的骂真冤，王道士没有什么彪炳千秋的建树，但作为藏经洞的发现者，他绝对是有功的。”

    雒青之还认为，国内学者把叶昌炽奉为敦煌学的开创者，不符合实际，“叶昌炽只不过是一个金石爱好者罢了，藏经洞的书法艺术给了他兴趣而已，他没去敦煌，没去研究，也没引起他的重视，凭啥说他是敦煌学的开创者？”

    “知道人间疾苦”的雒青之坦言，“说出这些是需要勇气的。”

    1997年，《百年敦煌》一书出版，引发轩然大波。该书被斥责为“何其荒唐”，尖锐者甚至直接斥之为“这是一部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族感情的坏书”。

    敦煌研究院专门组织一批专家召开座谈会，对此书进行批判。与会专家认为，《百年敦煌》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存在着错误，特别是为王道士、斯坦因、伯希和盗卖、掠夺敦煌文物翻案。这种观点既丧失了民族立场，损害了民族感情，又违背了历史事实，混淆了视听。

    “因为替斯坦因、伯希和说了几句话，差点被当作新生的‘王道士’而加以口诛笔伐。”雒青之这样看待自己的委屈。

    寥寥不多的支持声里，也确有学者指出，斯坦因其人在国际考古学界早有定论，他是一位严肃的考古学家，将敦煌文物较好地保存至今，并将之公布于众，还是应给予肯定的。

    对于敦煌文物的回归，雒青之的观点是，“文物的回归与国土回归是两码事，敦煌文物不在于回归不回归，放在大英博物馆，也是中国的文物。观摩的大门敞开着，应该在研究上下工夫，应该让全世界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雒青之还建议，应该在敦煌建一所敦煌学国际大学，招揽全世界对敦煌感兴趣的学子来研究敦煌。

    “文化无国界，敦煌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让敦煌走向世界，才真正是爱国主义。”雒青之依然不改初衷。

    2007年，《百年敦煌》由上海三联书店再版。在扉页，雒青之留下一行文字，“敦煌，不是冒险家的乐土，不是苦行僧的驿站，不是旅游者的胜地。而是，学术赤子们的故乡，文化求索者的天堂，历史寻访者的伊甸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