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一起伪造国家机关印章案。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胡某在交易过程中被警方抓获。有意思的是，胡某私自刻的正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公章。

    今年31岁的胡某，2004年就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被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胡某并未吸取教训，在海淀区西三旗等地大肆散发印有“刻章、办证”等内容的小广告。

    买假公章的人称他就是对这些小广告不胜其烦，才跟胡某约购了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的公章，随后便向警方报了案。这枚公章售价150元，胡某在前往交易地点进行非法交易时被民警抓获。

    据了解，胡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已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本公司提供专业的办证服务，证件质量绝对优秀，为您带来更多的便利”，直接喷涂“办证，13××××××××××”，这样的办证、刻章、卖假发票的小广告各地都随处可见，很多人对此深恶痛绝。承办该案的检察官介绍说，这类案件的伪造对象一般都是公安机关的户籍专用章、行政执法机关的公章或者是高校的招生用章等。这些假公章将用于制造假文件，有人进而利用这些东西诈骗。

    但私刻检察院公章的确实比较少见，“伪造公诉书对老百姓也没什么用啊。”检察官说，这也是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次受理以该院公章为伪造对象的伪造国家机关印章案件。“嫌疑人自己都没见过检察院的章，只是根据公章的既定模式刻的。”胡某刻的这枚章跟真章不太像，但比起经年频繁使用的公章，假章上的印文要更“清楚些”。

    检察官告诉记者，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等类案件大都是偶发的，购买者和嫌疑人的交易过程很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前后可能只需要10分钟。因此，公安机关破获这类案子，一般都是交易前得到了举报，或者是公安人员有意“设套”，才能人赃俱获。

    “我们称之为‘钓鱼’。”派出所的民警小王告诉记者，虽然这种侦查手段欠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被广泛地使用，“尤其在为了完成侦破指标时，‘钓鱼’破案很常见。”

    小王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派出所当刑警，当地民风淳朴，治安良好，犯罪率很低。但这让他和同事觉得既荣耀又尴尬，“民警的绩效考核有两部分，一是犯罪率要低，二是打击的人头数要多。”小王认为，这本身就是存在矛盾，“犯罪率低了，说明犯罪的人少了；但在考核中，犯罪率低了没有奖励，还是以打击的犯罪嫌疑人的数量为主。可要是抓的嫌疑人很多，犯罪率就高了，不就说明治安状况不好吗？”

    自从当了刑警，小王经常在睡梦中被所里的电话惊醒，以至有了“电话恐惧症”。只要电话响起，他就马上心跳加剧，血液流速加快。在他看来，刑警面临的人身危险可以避免，但心理压力却得不到有效的疏解。一方面，一些案子确实破不了，“除了办案人员的素质问题，客观环境、技术局限性都会影响案件的侦破。”另一方面，指标又必须得完成，“就是说，完不成也得硬完成。”

    小王这样的刑警负责刑事案件，像侦破侵犯公民财产权、人身权的案件是他们的职责范畴。“可是，这类案子都不好办。”他说，“没办法，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去抢案源。”

    像私刻公章、伪造证书、出售假发票之类的案子在小王所在的县城并不多见，小王经常去抓赌，以完成指标。然而，从分工上说，这应该是治安大队负责的。

    “以打麻将赌博为例，一抓就是4个，任务岂不是很容易就完成了？”

    但事实上也不是这么简单，赌资500元以上的才够得上处罚标准。小王说，每年逮捕多少人、行政拘留多少人、移送起诉多少人、劳动教养多少人，都有明确的指标，达不到就会被扣分，收入也随之减少。“而且，没完成指标也不光荣，领导对你的印象也不好，将来的发展也受影响。”

    “是不是没有指标考核要好一些？”记者问。

    小王思索了一阵，说“没有指标就没有压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