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平均海拔4500多米，是一片不长树木、不生蔬菜的“生命禁区”。基层税务干部邓波16年如一日，顽强地扎根于此，无私奉献出自己的青春、热情和爱，被当地藏族同胞誉为“冲各若里亚把”（藏语，意为好税官）。

    “只要我活得有意义，我的生命就会延长”

    1992年7月，20岁的邓波来到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税务局。他刚从四川省税务学校毕业分配到此。局长薛洛见了他，连声说道：“来了就好。来了就不要走了”。

    经过5天汽车颠簸才到达石渠县城的邓波，隐约感到这话里隐藏的“无奈”：石渠，四川最偏远的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距离省会成都1000多公里，平均海拔4500多米，县城海拔4250米，空气含氧量不及内地的一半，气候异常寒冷，常年平均气温零下1．6摄氏度……这片“生命禁区”不长树木、不生蔬菜，也留不住人。不论是从内地分配去的学生，还是招考的公务员，往往“一年住、两年跑、三年逃”。

    邓波生长在山清水秀的四川蓬安县，上高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原反应不断，头疼、胸闷、失眠、流鼻血。

    更难受的是内心的孤独。雪域高原上的小县城精神生活贫乏。天一黑，他只好躺在床上，睁着双眼等天亮。在艰难的日子里，邓波曾经动摇过，也哭过，甚至想辞职不干了。

    同事们亲人般的温暖留住了邓波的心。

    局里没有食堂，同事们挨家挨户请他吃“转转饭”。下乡的时候，领导和藏族干部宁肯自己少吃一口，也要让他吃饱、吃好……

    工作上的崭露头角，坚定了邓波扎根“生命禁区”的决心。

    上班不久，邓波就接到一项检查任务，查清一户企业偷漏税3万多元，使大家对他刮目相看。1994年推行税制改革，许多人都弄不懂。邓波通过短期培训和自学后，连续半个多月为大家讲解新税制。

    邓波说：“在内地，我这个中专生不算什么。但在石渠，大家把我当人才，我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生命禁区，别人能生存下去，我为什么不能！”1996年初，他给内地的同学回信说：“我已决心留在石渠了。也许我会少活几年。但只要我活得实在，活得有意义，我的生命就会延长。”

    “一分一厘都是税，收多收少都是责”

    石渠是典型的游牧经济区，全县国税收入近几年都在60万元左右徘徊。在这小小的数字背后，饱含着邓波和同事们所付出的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

    石渠地域辽阔，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税源零星分散在全县23个乡镇，最近的离县城70多公里，最远的300多公里。除县城集中纳税外，其余均要靠乡镇巡回征收。巡回征收一年两次，每次少则半月，多则1个月，行程1500公里。每次巡回征收,邓波和同事们都得自带帐篷和锅碗柴米，在雪域高原上风餐露宿。

    自己孩子出生的时候，邓波正在巡回征收的路上。

    收税难，还难在石渠企业、个体工商户不仅数量少，纳税意识也比较淡薄。不少税务干部为收税挨过打、受过骂。

    1994年3月，邓波在收一个牛肉摊贩50多元的税时，由于语言不通，双方争执起来，结果挨了一顿拳脚。直到几位藏族干部赶来解围，他才收到这笔税款。

    有人曾问邓波，吃了这么多苦，却收了那么一点税，有什么意义？

    邓波说：“国家把这么大一片土地上的税交给我们收。我们守土有责，一分一厘都是税，收多收少都是责！”

    藏族人民的“冲各若里亚把”

    藏民打洛只身一人从青海到石渠做生意。2004年6月的一天，邓波发现打洛的铺面一整天都没开门，觉得不对劲。敲开门后发现，打洛病了，一天多没吃东西了。邓波赶紧买来方便面和药品，又急忙通知其家人前来照顾。临别时，这位藏族汉子挣扎着下床，拉住邓波的手，热泪直流……

    在石渠县，许多藏族同胞都认识、熟悉邓波，称他为藏族人民的“冲各若里亚把”。

    无论是企业、个体工商户，还是同事，有了困难，都愿意找邓波。他们知道，邓波一定会伸出帮助的双手。

    在县城摆地摊卖山货的藏族老阿妈泽仁卓玛，提起邓波就热泪盈眶：“我刚摆地摊时，一见到邓波，心就咚咚跳，害怕他来收税。邓波发现后，向我解释说‘你这种规模的摊子达不到增值税的起征点，是免征的’。如今，邓波的朋友、客人要买什么，他都会把他们带到我的地摊前。他看到我赚了钱，比他自己赚了钱还高兴。邓波是我的汉族儿子。我是他的藏族妈妈！”

    “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面对众多荣誉，邓波十分平静：“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我会继续扎根在雪域高原上，做生命禁区的‘冲各若里亚把’！”

    据新华社成都8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