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来,媒体一大热点是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受助不感恩被取消受助资格”,及其由此曝光的5名学生中,一人的父亲是襄樊市樊城区城管局副局长。这又更进一步引起人们对诚信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的类似事件凸显着我们社会的道德缺失,由此拷问:一个重道德的民族,为什么出现了严重的道德缺失?如何才能走出误区?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他近年来一直围绕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进行研究,他认为,只有确立起核心价值观,并且是站立于人类文明制高点上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好地解决现存在的道德观紊乱和价值观扭曲,进而保证中华民族实现崛起。
记者:公副所长,记得曾有位大学老师在给大学生作报告时,提出一个问题,“当今社会缺什么?”学生齐声回答“缺德”。或许由于不道德现象出现太多的原因,全社会的人们都越来越关注道德观、价值观领域的问题,关注我们社会的精神走向,您对社会现状如何评价?
公方彬:我们社会目前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
记者:根源在哪里?
公方彬: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追求,失去了方向感,精神找不到归宿。
比如,有一家媒体曾对北京几家著名高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93%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信仰。再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在“远离崇高”的价值取向下,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一任情感放纵,甚至把那些原本矗立于我们心中的精神雕像拿出来揉碾,甚至打碎,似乎非此不足以发现自我。
问题是,在我们畅快于“我骂你了,怎么着”时,在欢呼平民时代来临之时,有一天却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不知所处的方位,失去了方向感的尴尬境地。
为什么今天出现了有人追星追到职业化,追星追到丧失人伦的程度?未必不是因为精神领域失去厚重和崇高,失去值得仰视的东西,由此导致价值观的紊乱,甚至是一些人心理的扭曲。
记者:应当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极重道德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为什么还出现了精神世界的紊乱呢?
公方彬:关键是没有形成一种全民族秉承的永恒不变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是一个重精神权威的民族,自孔孟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便走上了构筑以皇权为核心,以等级秩序为特征的道路。
自辛亥革命开始,中国进入打破精神权威的轮回,并且这个打破一直持续了上百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革命理论必然毫无疑义地肩负起消除封建思想的重任。然而历经十年浩劫,破精神权威更是进入了极端,在“斗争”的哲学下,人们对历史的敬畏没有了,对自然的敬畏没有了,甚至对生命的敬畏也没有了……及至今日,经过一再打造,“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流氓哲学也诞生出来。
一般来说,社会的进步建立于对旧事物的打破,正所谓不破不立,尤其是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许多建立于农业文明或者建立于封建体制基础上的精神权威必须打破,这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问题在于打破什么,如何打破,是打破腐朽,还是打破一切,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以对文化古迹的保护为例,为什么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去保护断壁残垣?拆除旧的建设新的不是更好吗?不能!因为切断血脉,人的心理无法承受;因为模仿的结果只能使历史和文化失去根;失去有形的载体,人类的精神和灵魂便失去寄托。
所以说,当该打破的和不该打破的都打破了后,我们的心灵不可避免地化作一叶失去压舱石的扁舟,漂浮于暗流涌动的大海上,自己亦不知还能走出多远。
记者:这种判断是不是建立于你近两年来一直研究的核心价值观之上?
公方彬:是这样,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集团或单个人长期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则。它从深层次稳定而又恒久地影响着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
记者:核心价值观给一般人的感觉是形而上,是阳春白雪,似乎与普通人离得比较远,你认为确立核心价值观后,其在现实社会的道德和精神走向的调节作用如何体现?
公方彬:当一种最根本的价值体系确立起来后,全社会共同遵循的约定才会形成,大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才拥有了坐标。
我认为,一个社会要保证和谐,并不仅仅体现于对多元价值观的宽容,还需要在多元价值观中塑造主流精神,确立核心价值。倘若大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程度,及其对未来的期待与追求,在差异性上放大至国家与国家的程度,多元只能带来碰撞,带来紊乱和无序,此时无以实现社会的和谐,无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和谐,甚至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我们社会来看,曾经拥有过维系封建统治两千年,并且与政治和社会特征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但这种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主导社会的情况下,已经不相适应。
同时,这种核心价值体系已被一次次文化运动所打破。由于旧的被打破,新的尚未建立起来,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价值观的紊乱,社会大众精神缺少依归,矛盾和问题便不断产生出来。据媒体披露,2005年,中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这至少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没有以核心价值为骨干的精神大厦,大众的精神便会失去依归,社会就无以实现和谐。
记者:社会已经进入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许多人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大进步,强调核心价值观是否意味着压缩其他的价值观存在的空间?
公方彬:强调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消除其他的价值观。正是由于处于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时代,决定了只有确立科学而又稳定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避免因多元的相互冲撞而导致精神世界的紊乱,才能保证在多元价值观中塑造主流精神。
或者说,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很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大众有一个共同的约定,保证单个的人不因思想误区而背离社会和历史总趋向。
记者:您在研究中还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价值观问题,您认为建立军队的核心价值观对军队的战斗精神有什么作用?
公方彬:就军队而言,其承担的是包括生命在内的牺牲,这种牺牲是任何物质不能交换的,只能借助精神的力量来支撑。所以,要保证我军拥有高昂的战斗精神,就不能不在思想和精神世界矗立起崇高而又永恒的核心价值观。
记者:您认为军队在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过程中应当和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公方彬:至于军队在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这完全可以从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判断中获知。党在赋予我军保卫国家的神圣使命外,还要求军队借助80年来形成的良好道德形象,为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要走在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前面。而人民群众不管是基于切身感受,还是基于价值判断,都是“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解放军”!这既是一种道德认定,同时也是一种期待,一种要求。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是一种精神大厦的建设,军队必须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