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旅行的兴起与普及，乃是现代世界的重要标志。早在航海时代，旅行是贵族、商人和冒险家的特权，普罗大众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其中。正是这种特权性质，使得旅行与殖民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旅行者们从西方出发，到世界其他地区寻找异文化和新奇的乐趣。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19世纪后半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物质财富得到了积累，交通工具的进步降低了旅行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阶层具备了旅行的可能。为了应付日益繁重的工作压力，人们的休闲生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在上述诸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旅游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

    从此以后，旅行作为消遣，彻底成为娱乐，它无关严肃的事情，只是一种个人在劳累时的放松手段。旅途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享受”，除了吃喝玩乐，愉悦心情外，最正经的事情也不过是体验风土人情、观赏名胜古迹。如果是好游者，或许尚可以在出发前阅读一些背景书籍，以增长见闻，但是对大多数观光客来说，他们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满足于导游词的粗浅介绍。

    但是，早在20世纪初，中国的旅行家们是心怀严肃追求的，他们在西方游览时，无不以反思国事为己任。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游历，成就了他的《欧洲心影录》与《新大陆游记》，现在看来，这两本书堪称游记中的典范。梁启超在书中提到，他所思考的乃是欧美在“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的种种事实”，而非绮丽风景和华丽宫室，因为后两者只是徒然“耗人目力”，无关于宏大的主题。

    梁先生以西方文明为镜子，反思着现代中国的命运与出路，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无不催化着这种诉求。看到美国的市民社会，他便思考家族文化的弊端何在；看到西方的国家理想，他又转而批判国人的村落意识。通过从自由看专制，由彼国看吾国，梁启超抒发了自己的种种政见，这些意见虽不至于完全正确，但是在游记中，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个智者关于本民族的深刻思考。

    有此志向的不止梁先生一人，郭嵩焘的《巴黎与伦敦日记》，亦可视为其中的代表。在英国留学时，他发现中国留学生屈指可数，而且全都是学军事的；可是日本留学生却有几百人，他们学习的则是西方的先进制度。这种对比引发了郭嵩焘的不安，在他的旅英日记中，充满了对中国前途的担忧。他希望当时的晚清政府能够向明治时期的日本学习，积极推进自身的改革，这种人在他乡的关切，绝对称得上严肃的省思。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鲁迅先生在日本的经历，在中国也可算是家喻户晓。但是在今天，我们很难再看到类似的思考，不管是旅行者或是留洋者，他们所醉心的大多是当地的古迹、美食、歌舞、逸事……甚至是一些更为庸俗的话题。也有人去关注社会文化的层面，但把目光集中在政经、教育等方面的人少之又少，似乎这些东西已经脱离于旅行的范畴。

    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比起山间的古堡，我更愿意看看鲁尔区的工厂；也更想在冲绳的美军基地附近，思考东亚的过去与未来。旅行不总是严肃的，但也不能每每沦于流俗，描绘风花雪月的游记已经太多，我们也需要在旅途中真正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