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是我最大的成果”

用一个词来形容导师洪延姬，博士生李修乾、文明不约而同选择了“严格”。“或者说‘苛刻’也可以，”他们笑道，“当然，这指的是在学术上。”

“洪教授好像有一年多没有‘骂’我了。”文明的语气似乎略带遗憾。44岁的博士生导师洪延姬笑了：“那说明你们已经基本成熟了，响鼓不用重槌。”

在“骂声”中成长，洪延姬的学生都必须适应这一点。“还是严点好，现在到哪里去找骂你的老师啊。一个整天说你这好那好全部都好的人是在培养你吗？不可能。”李修乾说。这位国防科技大学的高材生，2003年硕士毕业后放弃留校的机会，慕名跟随洪延姬教授从事先进推进技术研究。

读硕士期间，李修乾就发表了4篇论文，其中两篇被EI收录——通常，这被认为是高学术水平的象征。但他忘不了到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后写作第一篇论文的情形。

“那是一篇评述性的文章。”李修乾记得很清楚，他满怀自信地把第一稿交上去，论文回来时，他傻眼了：“满纸都是红色！”洪延姬教授用红笔勾出的要修改的内容铺满了打印纸，加注的修改意见续到了背面。从章节划分到脚注字体，甚至包括英文摘要，“文章几乎被推翻了。”

第二稿呈上去，打回来，再改，又递上去，又回来……整整5遍！李修乾一直改到拿起稿子就头发涨、眼发晕。但最后的定稿的确让人心服口服，报告很快受到了总部相关部门的表扬。

洪延姬的学生们私下里流传着：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到洪老师在论文的页眉上批上“可以投稿”4个大字。

什么是博士？洪延姬常常会问自己，一位俄罗斯同行的解释引起了她的共鸣：博士就是在你所从事的领域走在最前列的专家。“用这样的尺子衡量，我的要求严格吗？！”洪延姬说，“再者，从朴素的感情而言，我是你的导师，就等于你拜我为师，那我就要对你负责。”

学院的教员们说：“洪教授的学生无一例外都很优秀。”2006年，洪延姬带的博士生李修乾、文明、崔村燕在SCI、EI、ISTP国际三大检索目录上著录的论文数量，名列全院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洪延姬从事的先进推进技术研究属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探索性课题，目前只有美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在进行机理论证。李修乾来到北京，渴望的就是跟着洪延姬做尖端技术研究。

但令李修乾吃惊的是，洪延姬并不着急让他进入课题，相反，给他的任务是去听课，先把课上好。

“教员，教员，先是教师，然后才是科研人员。”洪延姬不厌其烦地作“名词解释”，“教学是教师的天职，教学搞不好，科研就无从谈起。如果单纯为了科研，理想的工作地点是研究所，而不是院校。”这后半句话甚至有点冷酷。

至今，身为博导的洪延姬每年都会给大一学员讲授大学物理，据说那门课程在洪教授的演绎下变得广受欢迎。

和洪延姬1999年博士后出站选择到基础部教基础课一样，2001年她确定课题时又一次引起震动。人们都知道短平快的科研项目轻松又实惠，而洪延姬却选择了一座高山——先进推进技术研究可能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都无法看到最终成果。“但它对未来航天技术发展有着重大意义，总需要人来做。”洪延姬认准后就义无反顾。

2004年，先进推进技术研究获得国家重大科研计划资助。短短几年之后，课题组就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同步”的研究水平。

洪延姬带领的课题组成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大多是她的研究生，她经常跟学生们讲：“如果5年后，你们成长不起来，那就是我的错。”

学生们多数是学习测试发射、通信出身，缺乏课题需要的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专业背景，洪延姬就推荐学生到西北工业大学读博士，她还用课题经费资助学生去清华大学听课。

2005年11月，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在日本举行，大会邀请洪延姬参加，她却推荐了实验室年仅23岁的研究生李倩赴会。洪延姬说：“参加学术会议对我来说属于锦上添花，对年轻人而言却是不可多得的锻炼机会。”

基础部窦志国主任很欣赏洪延姬的一句名言：“作为老师，学生是我最大的成果，有什么比看到自己学生的成长、成才更骄傲的呢。”

“那是个女强人啊！”很多人这样称赞她。但洪延姬固执地拒绝这顶强加的高帽。“这称呼中含有要牺牲家庭的意味。”她说。洪延姬有一个被学生们奉为楷模的幸福家庭：丈夫也是一位知名教授，她在一楼上班，丈夫在五楼。每天加班到12点，两人相约在楼门口碰头，夜深人静，夫妻俩并肩在校园里散步3圈，这就是他们“最浪漫的事”。

工作之余，洪延姬的爱好是“打80分”，这种需要4个人、两副扑克的游戏是她“换脑子”的方式。“她打牌很精，但有时也会出错牌，就和大家笑成一团，一点也不像个声名显赫的教授了。”文明说。

逢年过节，洪延姬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有的学生还要带鲜花等礼物登门拜访，洪延姬都婉拒了，她说：“你们说的话我都信，心意我领了，但是不要花钱。”

破例的是，有两件礼物洪延姬收下了。一件是来自山东农村的一位学生的母亲为她蒸的糕点，“大冬天，用网兜装着。我不但收下了，而且没让家人吃一口，我要独自品味这份甘甜。”

还有一件礼物是3双棉布拖鞋，那是一位喜欢上她的物理课的低年级学生的母亲亲手为她全家人缝制的。洪延姬搬了几次家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穿，她说：“看着那细密的针脚，我就觉得做老师是天底下最幸福的职业。”本报北京9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