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两代人所接受的一般社会历史理论，往往只关注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经济运行规律等宏大历史问题，也习惯于对历史进行宏大叙事的理解。实际上，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图式，直接塑造了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从血脉和骨子里影响并制约着特定时代的个体行为方式和社会运行的价值取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作者朱鸿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朱鸿召试图写出一段既真实又好看的历史。一个代表“革命圣地”的传统“延安”在书里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在血与火的年代，她有着自己独特的酸甜苦辣。

    延安当时没有计时用的现代钟表。站岗的战士焚香以轮流换岗，一炷香大约一小时；一些学校计时则以太阳的起落过程为准；医院用沙漏来计算病人呼吸、数脉搏……而革命队伍中的大多数人能感觉到时间的变化，只是根据食堂里一日三餐或两餐的开放吆喝声，或梆声，或哨声。

    “延安革命队伍的计时方法经历了从焚香、观日，到沙漏、日晷，再到钟表的发展过程，是具体物质条件的限制与创造，也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逐渐转化的标志。”朱鸿召说。

    延安十年也经常闹灾荒。冬天的温饱都成问题，“素菜只有白菜、豆腐、豆芽菜、红萝卜、白萝卜、洋芋、粉条”。据一位学员回忆，大生产运动前，“平日伙食就是小米干饭，菜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也就是在大生产运动后，革命队伍和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才得以解决。

    一直缺水，到了冬天就没法洗澡了，“夏天只能在延河里泡泡，加上窑洞里潮湿，身上长虱子、生疥疮的很多”。

    延安的生活虽然不乏艰辛，但在整风运动中诞生了流传至今的革命秧歌。传统秧歌是陕北乡村一年里最盛大的节庆，而革命秧歌一改传统秧歌里的迷信色彩，把政治宣传注入其中。

    延安的快乐属于那些充满理想、精神富足的人们。

    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女青年曾经一度飒爽英姿，她们大多是逃离了旧式大家庭，怀着对民主、自由、平等的向往来到延安。她们接受了每天的晨跑操练，临时安排的拉练，还有运粮背柴等体力劳动。

    一名中国女子大学学员回忆：“物质生活很苦，但在精神上，我们却是最富有、最快乐的一群。最能说明我们心境的，要算是回荡在延河边的嘹亮歌声了。”

    幸福的顶端出现在1940年的三八妇女节。女大学员身着列宁装在延河滩上表演了集体舞——“成了后来影响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女英雄飒爽英姿标准形象的最初范本”。

    作者朱鸿召分析道，“列宁装是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员们别出心裁，在统一制服的基础上自行改制、设计并缝制的校服，大翻领，双排扣，略微收腰，就凸显了女性的身材曲线美。”

    在朱鸿召记忆里，故乡的狼常见而不可恶，虱子却令人厌恶至极。但在当年的延安，革命同志认为狼“像日本鬼子一样也是吃人的野兽”，于是，狼就是敌人，就要被斗争、消灭掉。有一位名叫梁寿其的医院饲养员，在冬天的一个夜里被狼的嚎叫声惊醒，随后不顾天寒地冻，光着屁股就爬起来大叫“撵狼”。随后就有不少同志闻声跑出来赶狼，见他一丝不挂，都觉得好笑。第二天就有顺口溜编出来表扬：“老梁，老梁，半夜起床，光着屁股，跑去撵狼”。

    虱子就幸运多了，非但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反而子孙兴旺。据在鲁艺工作过的人回忆，在鲁艺附近有一块空地，既是篮球场，又是露天会场：“印象很深的是地上的跳蚤太多，开会时‘千军万马’都钻到裤腿里去了。”

    朱鸿召把这些延安日常生活中的传奇归结为一句话，“历史是昨天的生活，历史的真实感人源自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