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1906~1982），山西运城人，笔名刘西渭，曾任教暨南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北京大学等。

    早在几十年前，就有那么一个用“小资”笔调作文学批评的人。

    他的文字是“花团锦簇”的。比如写杨绛，“白皙皙的，不高、不瘦，不修饰”，“和她的小女孩子一样腼腆，唯其有清静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划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描得十二分匀称”。

    司马长风评价，李健吾的批评，有周作人的渊博、朱自清的温柔敦厚、朱光潜的融会中西、李长之的洒脱豁朗。

    他的评论文章，文笔之生动，比喻之频繁和贴切，“即便是世人觉得乏味的社会学，阶级观，一给他的点染，也觉得有趣有意味了”。

    和文字的优美比起来，李健吾的外观却“像他的寓所，陈设无雅致与情趣可言”，既没派头，也没风度，一身穿着，从不讲究，经常是蓝布中山装，完全看不出“作为一个西学大学者的洋派架式”。

    他惟一一次穿西装，是为了参加一次隆重的政治游行，还正式打着领带。不过，那是一套老掉了牙的西装，颜色发旧，领带又过于红艳，没有穿皮鞋，而是像平时一样，踏着一双布鞋，“有些不伦不类”。

    但这样“土气”的人笔下却流淌出这样的文字：“城像圆剧场，一步比一步低，雾气笼罩，直到过了桥，才乱纷纷展开。再过去又是旷野，形象单调，越远越高，最后碰上灰天的模糊的基线。全部风景，这样从高望去，平平静静，像煞一幅画。”

    这段译文，与他的批评相比，又是另外一番味道。后世公认，李健吾翻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定本”。他喜欢连用一串短句，行文潇洒，优美传神，“像用砂纸细细打磨了一遍，闪着铮亮的光芒”。他所翻译的莫里哀戏剧，至今无人可以替代。

    传记作家韩石山曾试图概括李健吾的成就，百般罗列，一直到害怕读者“不耐烦”，却发现仍然不能穷尽他涉及的领域。

    比如，写起散文来，他又成了“深情和多慧”的典范，“以谈笑风生之笔，畅达幽情和妙趣”。他写小说虽然不多，可是连鲁迅也表示，在他小说中看到了“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写剧本呢？同样不在话下。他的剧本，着力于“挖掘复杂人性，不看重时代感，而对舞台的趣味则努力追求”。有人评价，如同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陈酒，开始入口平淡无奇，可是“回味余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

    这些“像一首清丽的诗篇”一样的剧本，经常是他一边用脚踏着孩子的摇车，一边写作而成。他从国外剧本改写而来的作品，一次次被称赞为“力作”和“魁首”，在国内上演。

    更何况，这名剧作家还一度是戏剧台上的名角，据说有人曾听他夸口，若是自己早出道几年，“哪有他梅兰芳吃的！”

    “噢，这么说来，该叫他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文学批评家……”韩石山话锋一转，慢悠悠地接着说道：“你还是急了点。”

    而另一名研究者琢磨了半天，最后只挤出一句“文坛上有数的多面手”。

    如今，那个“多面手”辈出的时代，已经难以想象。有人曾经惊叹，民国时的许多青年学者，往往在短短几十年中，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其创造力令人费解。

    “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很多学问家其实都是通才，像钱钟书，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与熏陶。”研究者刘绪源认为，反右和“文革”期间，几乎不再强调个人趣味和多元文化，像张爱玲在解放初期被分配在上海电影厂做剧本创作，夏衍任厂长兼剧本创作室主任，几乎每个文化人都有明确分工，“一个萝卜一个坑”，当年的“通才”时代，一去不返。

    李健吾曾坚持“批评自有它独立的尊严”，“具有一个富丽的人生的存在”。直到进了“牛棚”，他还在“批评”。一次，一名曾经揭发过同仁的“棚友”在诵读毛主席名篇时，讲错了一个词，李健吾当即对他进行了批判。他“用语文雅，泼辣无情，慷慨激昂，淋漓尽致，滴水不漏”，听到的人连连称赞：“真是一篇绝妙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