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繁忙从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这里有国内一流的医生，他们在耐心地聆听每一名患者的述说，脸上总挂着可以让病人安静下来的微笑。

    有德之人，方能行医。几十年来，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和教授们，行仁爱之术，传廉洁之名，以人民军医的名义诠释着呵护生命事业的神圣和尊严。

    “只要病人有事，你们随时要叫我”

    “只要病人有事，你们随时要叫我！”这是解放军总医院前副院长牟善初教授数十年不变的口头禅。

    在牟善初看来，医院里呵护的是格外脆弱的生命。直到现在，90岁高龄的牟老仍坚持每周三和周五去病区查房、会诊，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

    老年心血管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士雯的腿疾又犯了。她只能坐着轮椅，才能完成每天的查房工作。

    一次，当她“走”到老人刘湘芹的病床前，病人突然一阵剧烈咳嗽，忍不住要吐痰。来不及去拿痰盂，轮椅上的王士雯非常自然地把手伸到病人的嘴边，让病人的一口浓痰吐在自己的手心里。老人的儿子，一位普通的工人，当即流下了眼泪。

    “不迅速把痰吐出来，病人很有可能因为憋气引发心梗。那就会有生命危险。”年近70岁的王士雯平静地解释自己的行为。

    “最深层次的医德，是能为病人解除病痛，尽最大的努力治愈病人。”骨科专家张伯勋对医德医风有自己的见解。

    20岁的崔文丽被一辆公共汽车从身上轧过，盆骨和大腿股骨骨折，内脏破裂，并出现创伤性休克。入院期间，她持续高烧2个多月，多次伴发肝、肾功能衰竭。病人和家属都绝望了。

    张伯勋一直在坚持。为了挽救崔文丽的生命，他坚持了长达半年的抢救，先后7次手术，终使崔文丽站着走出了医院。

    一切为了病人，处处体谅病人的难处，已经成为医院专家教授们共同的品质。

    神经科专家程东源教授赶去乌兰浩特会诊后，急急忙忙地就要坐飞机回北京——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正坐在诊室外，焦急地等他回来。

    不料，没订到票。60多岁的程教授急了：“我一定要回去。有的病人排好几天的队才挂上号。”他连夜坐汽车赶到长春，然后搭乘飞往北京的早班飞机——只有这样才不会耽误下午的坐诊。

    “我最不忍心看病人的眼神。他们眼中流露出的哀求和期盼，永远令我不安。”骨科主任、“中国青年科学家”王岩说。由于需要手术的病人太多，他经常是清晨走进手术室，一直要忙到夜里才出来，几乎是用透支生命的方式，来换取病人的健康。

    患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小女孩严丹霓12岁了，却不能像健康孩子一样行走。父亲带着她从贵州农村赶来。为了省下住宿费，父女俩就蜷缩在大厅的椅子上过夜。

    小儿外科专家许瑞江出完夜间门诊，看到了这对父女。当天已连续做了4台手术的他，又把这个农村女孩推上了手术台。

    “我早一天给她做手术，他们就能多省下一天的费用。”许瑞江说，“我也是农民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有多难。”

    严丹霓出院时，许瑞江又自己掏钱，为已身无分文的父女俩买了回家的火车票。

    为患者“掏钱”的专家教授，在解放军总医院不是少数。

    程东源教授除了多次为生活困难的患者买火车票外，为了与患者保持联系，每月都要打掉好几张长途电话卡。在他的手机里，存满了外地病人的电话号码。他的助手解释说：“他怕病人打长途花费大，每次都主动打电话过去，想给病人省点儿钱。”

    山东济宁来的韩兆文老人小心翼翼地把一张核磁片子递到程东源教授的桌上，低声问：“大夫，用在其他医院拍的片子行吗？”

    程东源笑笑说：“怎么不行，这张片子拍得很清晰。”

    老人已经带着在老家拍的核磁片子，进出了北京的好几家医院，答复是，要看病，先得花1400元重新拍片子。

    1400元，是韩兆文在外打工的儿子不吃不喝1个月零10天的工钱。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教授，为他省下了儿子的血汗钱。

    “有病人在医院发火，不管什么原因，医生都脸上无光”

    保定来的刘均军怒气冲冲地闯进风湿科主任黄烽的诊室，甩着手里的处方笺大声喊叫：“你看不了这病就直说！俺们家孩子在别处花了十几万元都没看好病。你就开7块钱的药打发俺？告诉你，再穷，俺看病的钱还出得起！”

    黄烽没有生气。行医多年，他能体谅病人家属的心情。这位从国外留学归来、医院最年轻的科主任和气地向刘均军作解释，直到对方勉强同意回去试试。

    当天晚上，孩子服用了黄烽开出的药后症状明显减轻。

    第二天一大早，刘均军在诊室门口堵住了黄烽，半天才哽咽地说出话来：“我可真冤枉你了”……黄烽轻轻拍拍刘均军的肩膀，还以一笑。

    “有病人在医院发火，不管什么原因，医生都脸上无光。”磁共振专家蔡幼铨教授总是这样告诫年轻的医生们。

    蔡幼铨的诊室，总是敞着门办公。他解释说，这样可以让病人感觉到和医生没有距离和隔阂。

    “我们受的就是为病人服务的教育。当年我在广慈医院实习时，每天晚上都要到病房给病人洗脚。”蔡幼铨认为，“多为病人想一点，爱心多一点，矛盾就会少一点。只有真正了解和体恤病人，才能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如今，蔡幼铨正忙着做核磁全身扫描与PET的对比实验，实验成功后可以减轻病人的费用负担。

    90岁的牟善初教授这样总结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我和患者，就像大树和泥土。”

    为了抢救病人，牟老有一次来不及等待接他的汽车，深夜往病房赶，途经工地时重重地摔了一跤。那年，他已是88岁的老人。

    85岁的脑外科专家匡培根教授说：“是病人让我学到了宝贵的经验。对病人，我充满了感激。”

    如果是上午出门诊，匡培根总是延长到下午两点——接班医生来了以后才离开。她会耐心地等着各种检查报告出来，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后才离开。

    青岛来的病人周健到了北京才发现忘了带在总医院住院时的病历。10年前，他在这里住过院。情急之下，周健对匡培根教授说：“为了排您这个号，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请您允许我坐飞机回家取资料，回来后还用今天的号，行吗？”

    匡培根微微一笑：“兴许我能帮你。”

    匡培根打开书柜，从里面拿出一本标着“1997年”的笔记本，找到了周健所有的诊断记录和检查报告。

    “当时，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这样的大夫太好了。”周健说。

    近年来，解放军总医院成立了疑难病症会诊中心。全院的专家在这里为找不出病因的病人集体会诊。

    医院开通了短信报告服务。外地病人看完病后，不必在北京等待检测结果。医院会把结果用短信的形式及时发送过去。

    白天忙着上班的病人们不必请假来看专家号。医院开通了夜间门诊。专家们晚饭后会坐回原来的诊室，继续看病到晚上9点。

    “对病人要多点人文精神。”匡培根说。

    “我要拿了病人的红包，就愧对了他们”

    不收红包，在这里早已不是新闻。

    “2000块钱，在农村可能是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小儿外科主任许瑞江把一个装有2000元现金的信封硬塞回去后，这样说。

    以许瑞江、宋少柏等为代表，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教授们是医生这一最圣洁称谓的守望者。

    28岁的于小武在一次体检中发现患上了腹膜后肿瘤，辗转了多家医院，均无法实施手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了解放军总医院有位宋少柏主任专门做腹膜后肿瘤切除手术，就来到了北京。

    手术前，小于把一个信封塞到宋少柏的抽屉里。

    他不知道，给宋少柏送礼是要挨骂的。

    他刚开口，就被推出了办公室。宋教授在里边说：“要来这个，手术别做了！”

    红包没有收，手术依然进行得很顺利。

    之后，小于又带着现金和礼物，两次来到宋少柏的面前。但他又把宋教授惹火了两次。最后，小于冲着救命恩人磕了3个头，含泪走出医院大门。

    一位姓周的教授患上了腹膜后肿瘤，在解放军总医院做了4次手术，每次都是宋少柏主刀。和小于一样，他也没能把红包送出去。弥留之际，他把在外地一家医院做普外科医生的儿子叫到床前说：“做到宋主任这样，才是个好医生！”

    “做医生，就不能被金钱所迷惑。要坚守自己的道德阵地，维护‘医生’两个字的圣洁。”宋少柏说。

    在程东源教授的行医生涯中，收过一次礼——如果这算是收礼的话。山东枣庄的病人林沛德知道程东源不收红包。为了感谢程教授的救命之恩，他用汽车拉来了家乡的土特产——乐陵的大枣、烟台的苹果、莱阳的鸭梨、肥城的桃子，还有自家弹好的新棉絮，一股脑全堆进了程东源的办公室里，二话不说放下东西就走，追都追不上。

    第二天，程东源去了邮局，按北京的市场价给林沛德汇去500多元钱。

    “既然献身军队的医学事业，就不能因为几个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我布衣素食，足矣。”著名脑外科专家周定标说。

    患者许品佳住进医院的时候，因为脑部颅咽管瘤，已经视力模糊了。周定标教授为病人做了6个多小时的手术后，回家看了看发烧40摄氏度的孩子，夜里又回到病房，一直监护到次日凌晨才回家休息。

    许品佳的家属执著地要感谢周定标。周定标执著地坚持着自己的原则。病人家属先后6次送“红包”，周定标6次挡了回来。

    “好多人都是用卖猪、卖羊、卖牛的钱来治病的。我要拿了病人的红包，就愧对了他们。”周定标说。

    退休军人黄成文的老伴因患脑膜瘤住进医院，周定标为他成功实施了手术。手术前，老伴提醒黄成文：“现在都兴这个。我们不能不懂规矩。”

    但黄成文照样碰了壁。装着1000元现金的信封磨出了毛边，仍然没能塞进周教授的口袋。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