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与奥兹见面是在1996年冬天，在美丽的以色列海滨城市特拉维夫，当时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派遣到特拉维夫大学，边协助东亚系教汉语，边开始攻读希伯来语言和文学，之后应译林出版社之邀致力于奥兹代表作之一《我的米海尔》的翻译；而奥兹当时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听众们往往提前一个小时就赶到一个五百人的报告厅门口排队等候。

    那一面，他不仅给我讲述了自幼受父母影响，对遥远的中国大陆无限神往，还谦和地为我斧正希伯来文的某些读法。其中一句就是《我的米海尔》开篇第一段中的最后一句话：“我不想死”。尽管过去了十年，那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后来，我成了奥兹一位忠实的读者和翻译。《我的米海尔》中那短促、优美而充满张力的语言，《黑匣子》中那满蕴智慧的争论，曾经令我如醉如痴，重新找回了少年时代阅读中国古典诗赋、词曲的那种感觉，而作品奇巧的构思、鲜活的人物、丰富的场景、幽深的寓意则更让我体会到文学的妙处。

    真正在思想上走近他，是翻译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这部史诗性的作品展示出一个犹太家族百余年的历史与民族叙事，蕴积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相互交织，既带你走进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小说相当一部分篇幅描写母爱，奥兹的母亲范尼亚美丽贤惠、多愁善感，父亲是一位通晓十几门语言的学者，但在耶路撒冷不是很得志。在奥兹12岁那年，母亲因不堪忍受没有色彩的生活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理产生了强烈震撼，影响到他的全部人生和创作。沉默了半个多世纪后，奥兹第一次面对自己人之初的心灵创伤，对母亲的自杀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探讨，如泣如诉，感人至深。

    已故以色列著名文学批评家谢克德教授讲过，奥兹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正因为这种诗意与张力，造成翻译的极大难度。尽管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曾经抱定一个信念：依赖希伯来文，力求表意精当；借助英文，力求理解准确；得力于中文，力求传达或切近原作之辞彩与精神。但不时感受到驾驭奥兹在年愈花甲之际完成的这部恢宏之作的艰难，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思想上，均不同于以前翻译《我的米海尔》和《黑匣子》时的体验。我不禁感叹，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经历、智慧、学养、思想等诸多因素的结晶，而我已经过了“无知者无畏”的年龄，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与奥兹之间的差距了。

    这种坦白与自嘲，并不意味着放弃。尤其是在不断咀嚼揣摩、追问思索的翻译过程中，我感到他在一步步向我走近。向我，并通过我，向中国读者倾诉心声。尤其是2007年8月26日至9月9日奥兹访华期间，我作为邀请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员，一直担任陪同和翻译，这无疑为我创造了更好地对奥兹进行感性了解并伺机叩开奥兹心灵之门的机会。

    奥兹是一位善于描写家庭生活的作家，善于从日常生活里捕捉意义，他曾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写道，对于作家来说，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但是，身为负载着深厚历史积淀的犹太人，身处干戈不断的中东，奥兹严峻的目光又从家庭投向社会，投向世界，又投向历史。既是在写家庭故事，又是在描写民族历史、现状与未来，以深邃思想家的笔法和人道主义者的情怀，既描述了犹太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家园之于犹太人的意义，又对其他民族尤其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苦境予以关怀。正是由于奥兹自己经历了苦难，深切地了解了自己民族的苦难，才会深切地理解另一个民族的苦难。

    生活中的奥兹非常平易、和蔼、可亲、旷达，在过去的十多天里，每逢和奥兹在一起，都能让我感受到思想的升华与心灵的纯化。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译林版《爱与黑暗的故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