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大家单田芳可能上百家讲坛，这事情闹腾有一段时间了。有趣的是，一边言之凿凿，说单老准备开讲林则徐，为此还私下聘请四位历史学家帮忙“做作业”；另一边呢，干脆以“不知情”了事。这两天，又有一位知情人张继合先生披露，单老亲口对他说：“那件事儿，我撂下了”。

    究竟怎么回事呢？这位知情人认为，原因在于消息提前外泄，以至节外生枝，最后双方碍着“面子问题”而处于“僵持”状态。其实，哪里有这么复杂。在我看来，单田芳老先生上百家讲坛，本来就是一道乌龙阵。自然，这一判断，完全不涉及对单老艺术造诣方面的评价。

    从事情本身分析，倘若节目组邀请了单老先生，而单老又花了那么多工夫准备（据称文字材料厚逾半尺），就不可能因为消息事前泄漏而终止约定。已经铁板钉钉的事情，这般全盘推翻不仅没意义，也不合常理。再说，百家讲坛乃公共节目，岂有怕外界宣传热炒的道理。大家越是讨论，节目的影响力越大，主事者怎么会为所谓“面子问题”开罪单老和热心观众。特别是这一两年来，百家讲坛无时不在媒体聚焦灯下，怎么可能连这即将成为事实的“传闻”都招架不住？！仅此一点，已足够断定：单老从哪里获得“邀请”，实在不好说。

    此外，还有一点可为佐证：上过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大多对这一消息公开持否定或怀疑态度。曾经的主讲人马瑞芳女士曾在媒体上公开透露：“我有确定的消息，单田芳不可能登上百家讲坛。”王立群先生也曾在博客上以易中天为例写道：“单田芳是演员，易中天是学者。单先生与易先生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舞台……”这说明两点，要么这些主讲人都十分清楚，百家讲坛确未邀请过单田芳先生；要么就是他们都觉得，单老与百家讲坛气质不合。而后者，正是百家讲坛不太可能邀请单老的另一关键之处。

    在央视网站上，百家讲坛的栏目宗旨写得明明白白：“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这说明，百家讲坛走的是学术大众化的路线。上过百家讲坛的，除了纪连海等人（主讲《红旗渠》那位女士不算在内），大多为学院或研究机构的学者。比如，阎崇年是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易中天、于丹、王立群和马瑞芳等人均为大学教授。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易中天讲三国，还是马瑞芳话聊斋，前者谈的是历史而不是“演义”，后者重点分析的是蒲松龄及其作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鬼狐故事”。即便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至少他自己还当作是学术研究——虽然很多人不以为然。

    换而言之，百家讲坛意在借助电视媒体、打通雅俗二脉，让学术话题生动起来，也让节目收视率高涨起来。应该说，这一目标和定位越来越清晰。以近来主讲玄奘西游的钱文忠先生为例，其作为“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中国仅有的几位精通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的身份，就为节目平添了几分学术魅力。

    当然，节目在兼顾学术性与通俗化格调之时，难免会有所偏差。所以很多人干脆把百家讲坛看作评书剧场。但要注意到，“学术评书化”显然和“评书学术化”截然不同。而尝到学术大众话甜头的百家讲坛，除非外力介入，否则主事者至少现在不太可能去尝试另一条路——延请一代评书大家单田芳先生。这既不符合节目定位，也非单老“术业”，还可能让观众误解百家讲坛或将改弦易辙，《红旗渠的故事》引起争议便是显证。

    花这么多篇幅讲述单田芳先生与百家讲坛之间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既非本人有考据癖，也绝非八卦成性。仅仅因为，公众对百家讲坛有着更高的期待。百家讲坛沿着学术大众化这条路，应当进一步发挥电视媒介的思想传播功能，使之成为学术讨论和公共启蒙的平台。从1950年代以赛亚·伯林通过广播电台进行思想史系列演讲，到1970年代乔姆斯基与福柯在电视台进行的“人性：正义与权力之争”的辩论，再到李敖先生的“李敖有话说”，俨然有着一条清晰的人文脉络可循。这条路就算走不了，百家讲坛至少还应该满足人们一个最卑微的愿望：它至少不能沦落到“盛极一时，黯然销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