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当下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文化学术面临一些危机。

    毕：文化和学术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由市场来决定，因为许多学术研究本身是不可能与市场发生关系的。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还有一些不可能立刻有市场效应的文化学术工作。它们目前的困境，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应该由政府来考虑。计划经济时代，一切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但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政府把所有的文化学术工作都放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有些文化和学术工作会自动消亡。

    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该管的事，没有管好，不应该管的事，却管了许多。这里有一个两难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文化学术工作是有价值的？如何认定它们的价值？它们的研究水准如何评估？我个人认为，政府不可能管所有的文化学术工作，它只能管一部分，管那些最有价值的。但哪些是最有价值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文化学术的资助，在西方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基金会和民间的基金会来完成的。政府的基金会只资助那些最有价值的，而民间的基金会可能会资助一些价值相对特殊的文化学术工作，有些基金会甚至完全是从个人兴趣出发的。

    毕：现在稿费成为不少人文学者的主要经济来源，很多学者文人不再依附体制和单位。经济上的独立不等于思考的自由，可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很难有真正的思考自由。

    梁：稿费制度是一个现成的对文化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东西方都一样。稿费制度在中国也有很长的历史，只是在“文革”时期才没有了。中国稿费制度的缺陷主要在于，许多并非完全的市场行为，却要由完全的稿费制度来承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公平的，但这个不公平，却又暂时是难以消除的。我们现在有许多文化学术工作者，本来是政府养着的，政府已经为他们付出了很多，比如工资、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但他们个人研究所得的稿费却与单位无关。科学研究还有一个职务创造发明与非职务创造发明的区别，但对于许多文化和学术研究来说，这个界线很难确定。特别是那些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他们本来是政府养起来要他们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已基本没有了这个功能，但他们还在写作。从道理上说，他们个人的写作与他们所在单位是有关系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稿费收入不会有一分钱与单位发生关系。从法理上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但中国的事总有它的特殊性，这些最不合理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最合理的。

    毕：文化学术研究最大的实现机制是出版自由制度的形成。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这个制度的前提下，政府才能作不养活作家和学者的选择，因为他们谋生的基本手段是依赖于出版自由这个现代制度的。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而又不养活作家学者，显然也是说不过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完全依靠稿费收入，一般说来是不能养家糊口的，只有很少的作家或学者能做到。所以稿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并没有普遍性。西方的作家学者，主要收入不是来自稿费，而是来自他们在大学、研究机构和出版新闻单位的固定职业。中国的稿费收入就更不值一提了。

    梁：有一些不要单位的作家，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了，同时也获得了相对的思想独立，因为没有人再强迫他们来为谁服务，他们没有单位。但这些人又面临另外一种困境，因为他们的经济来源在市场，所以他们要向市场低头。中国的文化和学术现在受到的是双重挤压，既有来自意识形态的限制，又有来自市场的逼迫。稿费制度只有在正常的市场制度下才能保证它的公正性，而我们暂时恐怕还做不到。

    毕：市场化的一个好处就是人文学者选择的空间大为拓展，长官意志和政治干预比以前少多了。“雇主”由政府转为市场，不再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梁：市场肯定是个好东西，但在真正的市场还没有到来时，肯定会有一些过渡时期的现象。比如现在最有市场的，并不是中国最好的作家，特别是在小说写作方面，你会发现，因为那些最好的作家不愿意向市场低头，他们就必须在经济上作一些让步。现在最富的作家是那些较多涉足影视的人，而影视也是最少能有个人理想的。以我个人之见，这个领域里基本没有第一流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