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军入伍，那是父亲的愿望，付学元其实并不情愿。1999年冬，父亲告诉他征兵已经报上名时，在县中医院上班的付学元放下听诊器，对父亲抱怨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两年兵一当下来，我的医术不就白瞎啦？”

    还是拗不过父亲，一气之下，付学元跳过了父亲安排的武警上海某部，背着药典来到了西藏山南军分区。

    付学元的医术在新兵训练期间便崭露头角。一天器械训练，贵州籍新战士金凡从单杠上摔了下来。“当时脸色煞白，痛得在地上直打滚。”付学元回忆说，“我担心他右臂骨折，上去一摸，原来是右肘脱臼。”付学元一屁股坐在地上，左脚蹬住金凡的右腋窝，双手攥住右臂慢慢转动。猛然发力一推，只听“咔嚓”一声，金凡脸上马上有了血色，他的右肘复位了。

    连队里来了个新兵中医，大伙觉得很新奇。有空没空，付学元身边总是围着一群问这问那的新战士，甚至有人还跟他辩论起治病中医不如西医来。付学元没有多加争论。一天五公里武装越野结束，与他争论的那名新战友突然昏倒。保障医生慌了手脚，马上就要抬他去医院吸氧输液。“这里离医院还有3公里路，来不及了！”付学元上前摸了摸那战士的脉搏，然后一手将他双腿抬高，一手狠掐他的人中。不一会儿，战友醒了过来。当他得知情况后，冲付学元感激地说：“中医是厉害，中医是厉害！”

    那年8月，部队光缆施工，大家脱光膀子抡圆大锤拼命干。可好景不长，西藏紫外线太强，战友们脸上、肩上、手臂上，个个晒得暴了皮没法干活了，大伙儿就想到了那个“能看病的新兵”。付学元风尘仆仆赶到工地，心疼得直叫：“日光性皮炎，日光性皮炎！”明代《外科启玄》和清代《洞天奥旨》对这病都有记载。付学元四下一寻摸，扯下几把车前草和马齿苋，洗净两块鹅卵石，砸碎一敷，全好了。

    付学元的名气越来越大，惊动了山南军分区门诊所骆所长。他亲自找到付学元，“学啥的？”“皮肤和心血管。”一会儿，骆所长拿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A4纸，“这些题你能得60分，你就是我们门诊所的兵了。”付学元接过纸一看，暗自佩服对手，“真会出题，一半中医，一半西医！”

    半个小时下来，小付得了95分，只有一道关于训练伤的问题没能答对。就这样，付学元来到了门诊所。

    西藏气候寒冷，人体排汗不畅，尿酸增高极易引发高原性痛风病。付学元作了个调查，凡在西藏生活15年以上的内地人，得高原性痛风病的几率约为10％。病一发作，痛如刀割。眼睁睁看着战友们受着痛风病的折磨，付学元心里不好受。这种病内地罕见，付学元翻遍了医书也找不到治这病的法子。

    一天，在一本医学杂志上，他偶然看到有句话提到要治疗痛风病需要“活血化瘀，燥湿解毒。”小付眼前一亮，藏红花不就有活血的功效吗？经过半年的挑灯夜战，小付终于配制出了高原性痛风病的克星——“红花四逆汤”。

    要让更多的高原性痛风病患者知道这个方法，付学元决定把自己的治疗方案写成论文对外发表。最后，世界中医药学会主办的国际核心期刊《中华医学教学与临床》杂志刊用了他的论文。

    之后，他又陆续将自己总结的高原慢性咽炎、高原黄褐斑、高原过敏性鼻炎、脾虚胃滞型胃痛、日光性皮炎等10余种高原疾病的中医疗法撰写成论文，发表在各类权威期刊上。

    付学元的名气更大了，他的名字被录入了《中华名医手册》，国家卫生部、中国医师协会、中华临床医学会等10多家学会和组织纷纷致函，邀请他参加各类医学论坛。

    这些信函，付学元的抽屉都装不下了，但他很少拿出来给人看。他说：“参加这会那会，是图名挂号的事，安心工作才是本分。”他将刚刚发表的《未来高原寒区边境作战卫勤保障探讨》的论文轻轻放在一边，又盯上了“针灸治疗在战时的应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