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里的一天，我和老伴文俊应召去到三里河杨先生处，聆听她对文俊的小书《天凉好个秋》的意见。当我们问起她有无新著待出版时，她回答说：“人老了，不好说呀。不知道能否写得完呢。”这使我们心中不免有点狐疑。然而相隔仅仅几个月，我们又看到了她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不禁喜出望外。杨先生毕竟是杨先生，时不时会有不凡之举，让世人惊羡有加。

    这真是一本奇异的书。一个自称已“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竟敢于继续前行，而不是“苟活”，敢于问：当她走一步，“我的灵魂也没有了吗？”于是她一面挣扎着与自己的老、病、忙作斗争，一面又为解惑继续用功读书，试图求得答案。

    她自2005年1月6日“从医院前门出来”就“立即动笔”，到2007年8月15日写下“自序”的最后一个字。她完成了一本具有概括自己毕生精神经历意义的特殊散文集。杨先生在书中自如运用中外古今圣哲贤人、诗人作家的名句箴言和东西方的民谚俗语，尽显她不凡的学问根底和语言能力。凡是熟悉杨先生过去所写散文的人都会惊讶于这本《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的思辩色彩。“思辩”其实是基于她渴望与已故至爱亲人们重聚的深厚感情，也才领语到了这本书的基本主题：人生一世应该如何“回家”。

    杨先生写道：“文明”会随着时代而消逝，如古埃及、古希腊、巴比伦以及玛雅文明，而“人”却永恒存在，因为“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杨先生在正文和注释中赞誉了很多已经达到或几近达到“完善”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并叹息自己还很不完善。如，她在注释《胡思乱想》中所述：“我不是大凶大恶，不至于打入十八层地狱。可是一辈子的过错也攒了一大堆。小小的过失会造成不小的罪孽。我愚蠢，我自私，我虚荣，不知不觉间会犯下不少罪。”“老天爷是慈悲的。但是我没有洗炼干净之前，带着一身尘浊世界的垢污，不好‘回家’”。我们知道杨先生一生诚实读书、工作，对国对家都富于献身精神，至今如此自评，怎不令人感动。

    事实上，我们翻开第一页第一段就已经出现了“回家”一词，不过仅有“走了”，“去了”，“没有了”，也即是“死”这一单义。我一页页读下去，随着“神和鬼”，“人与人性”，“命与天命”，“灵魂与肉体”一章章次第向前，这个词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含义也越来越多样，直到最后变成了信仰和目标。杨先生写道：“匹夫匹妇，各有品德”，“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杨先生是把自己置身于“匹夫匹妇”之列，一再自称普通人，因而只能满足于“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至于“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孔子曰：‘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

    我们学习外国哲学的人都知道，说到“回家”，18世纪德国作家诺瓦利斯有句名言：“哲学其实是思家病，一种要归居本宅的冲动”。据我所知，钱钟书先生是第一个把这句话引进中国的学者，这里的译文即引自他后来的一篇文章。1945年时，钱钟书先生在一篇叫《谈中国诗》的演讲里，对“回家”的阐释是：“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和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

    我之所以援引钱先生的文字，实因我认为杨先生的新著恰恰延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钱先生的学术思想——尽管采用的是叙述自己精神经历的散文形式，而与钱先生的纯粹客观的学术论述有所不同。

    1995年春天，一位德国朋友赠我一本刚出的托马斯·曼传记。他在扉页上题了歌德的一句话：“不符合本真的，其中便一无所有，凡是本真的，便总是携带着那一个体的缺陷的弱点。”我在阅读过程中常常想，我活了七十多岁，除了在睡梦中，就从来没有见到过鬼，然而这不妨碍我理解杨先生探索“回家”梦想的热诚，更不妨碍我感受她坚强个性的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