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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年会,专家激辩——
文学期刊如何脱离伪精英化的小圈子
2007-10-08
本报记者 徐虹
    “像在市场大潮中冲浪,我们的处境代表了一大批期刊的生存现状。”《北京文学》期刊社社长章德宁说。“我们在力求生存的同时,努力好看、拓展市场、发掘新人……”

    据了解,目前我国文学期刊有400多种。近10年来,传统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遇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它们真正的市场占有率、品牌效应、读者数量比较有限,它们的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近日召开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年会上,《上海文学》副主编杨斌华、《小说月报》主编马津海、《长江文艺》社长兼主编刘益善、《黄河》主编张发、《长城》编辑李浩、《红岩》常务副主编刘阳、《滇池》主编张庆国、《十月》副主编陈东捷及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解玺璋等数十位期刊负责人激辩中国文学期刊的生存之道。

    “小圈子”不能自己消费自己

    记者:怎样诠释文学期刊的“去市场化”和“伪精英化”?

    杨斌华(《上海文学》副主编):“市场至上”取向的文学杂志在持续不断的改版风潮中,掺杂着平庸、低俗的暗流。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催生了社会多元化的文学需求,拓展文学观念自我封闭的僵局。显然,市场化并不仅仅给文学带来肮脏和粗陋。相反,它给文学带来自由和活力;同时,在社会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纬度的确立,必然使一部分人消除一种幻想——把自己圈养起来,自我消费。

    文学期刊必须建立有效的自我评价尺度,重新找回读者的广泛注意力。而所谓建立有效的文学期刊的评价尺度,就是应该把文学性和市场化两个纬度结合起来,寻求一种融合。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放逐市场和读者的评判权利,将文学生产的考量简化为自我表扬、自我测评,自行订立“去市场化”或“伪精英化”的文学标准。我们应该做读者真正的朋友。

    记者:“去市场化”和“伪精英化”症状如何具体表现?

    杨斌华:我认为,文学杂志这么多年自我评价的方式,从总体上来讲,陷入一种自我至上的封闭式的评价怪圈,简单地说有两种:

    第一,过度地追求当前所谓特色和个性,过分地张扬文学的旗帜和口号,然后胡乱加以整合,唯我独尊,自我表扬,脱离了多元群体的多元需求,导致了读者对文学杂志的偏离。

    第二,对转载率过于重视,缺乏应对市场变化、读者换代等诸多问题的能力。这难免会使文学期刊自我评价越来越封闭。我赞同一位评论家的说法,他说,文学期刊在陷入自我评价怪圈的同时,对外部反应过度敏感,是因为内在价值的迷惘。这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名轻实、观念飞舞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关。

    文学杂志现在有一种文学圈自我生产、自我消费的趋向,这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在文学杂志面临生存困境的情况下,应该对它自身进行革新和突破。

    关于“底层”的错觉:底层是“有苦不能说的大众”

    记者:目前文学期刊对于“底层”有浓厚兴趣。正如许多作家接触大众总带着“深入生活”的姿态——又隔,又生分。文学期刊眼里的“底层”是否也带着雾里看花的想象呢。是不是其“去市场化”的征候之一?对“底层”应该怎样理解?

    邵燕君(北京大学副教授):我认为“底层文学”的产生、目前的“底层”风潮,是因为我们的文学长期与社会脱离以后,又开始大规模地面对社会的结果。

    徐则臣(《人民文学》编辑):“底层文学”的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对它的理解是偏狭的,所以大家一个劲儿地在写“苦”。其实据我了解,很多底层打工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接触的卖假证、卖盗版碟的这些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满足。对于这样一些“底层”的复杂情感,没有人写到。在我们眼里,似乎底层全都是“有苦不能说的大众”,实际这是作家一厢情愿的想象。现在我们说的没钱、没房子,对于一个“底层”人来说,也许最重要,也许不是最重要。比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他有许多烦恼,但也有高兴的时候。

    “脸谱化”的刊物行之不远

    记者:现在的文学期刊有鲜明的个性吗?有“是你而不是他”的特征吗?

    邵燕君:我认为,中国至少应该有十个左右的文学期刊,必须有它特别明确的宗旨,风格明确、固定、有传统、办成有自己特色。比如《当代》,就是直面现实主义的重镇,《花城》就应该是求新变革的试验场,《山花》代表着新锐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刊物一定要有品有格,保持自己的特色,“脸谱化”的刊物行之不远。

    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期刊仍然处于摇摆中。风潮来回变换,如纯文学称霸了,现实主义潮流来了,讲故事的潮流来了,底层火爆了……期刊的风格在不断摇摆中。这样的摇摆其实是很不成熟的。我认为一个成熟期刊的格局、一个稳定的市场,应该各有各的定位,各安本分,在不同的道路上发展。

    陈福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今天我们可以读很多经典作品。今年我读到两本最好的翻译小说,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一个是《我的名字叫红》,另一个就是《追风筝的人》。《追风筝的人》用纯净和简单的语言、朴实的情感,去呈现一个特别巨大的经验的时候,文学期刊所呈现的作家作品,要求我们共同面对一些难题。

    《追风筝的人》,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写作呢?它所提供的表达方式,它所呈现出来的处理,它的童年经验和成长经验的表达,是不是一种非常纯正的文学表达呢?它给我们提示了什么样的参照关系呢?我觉得在我们今天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我们真的应该认认真真地向时代和生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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