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我可能就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士子，大试之前，在京师以自己平时所作诗文行卷……”这是杨波想象自己在唐代以一位士子的身份参加科举的情景。目前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后的杨波，是一位“70后”学者，先后师从陶慕宁、孙昌武先生。近期，中华书局推出他的《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该书以唐代科场习俗与进士风尚、进士宴集与进士题名活动以及落第举子的生活三部分构成了一幅“长安春色图”。

    “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后生小辈能在中华书局出书，与恩师及前辈学者乐于奖掖后进是分不开的。这本小册子能够顺利出版，得感谢中华书局的编辑。当然，也多少得益于当前的所谓‘国学热’及随之引发的出版狂潮。”杨波用“幸运”一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长安的春天》一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一本学术普及读物，“我本来的题目是《长安之春：唐新进士宴集与题名考》，是对五代王定保所著《唐摭言》部分内容的考论，是关于唐代科举风俗方面的论文”。

    杨波介绍说，论文完成后，导师孙昌武先生将它推荐给中华书局的前总编辑傅璇琮和现任副总编辑顾青两位先生。编辑宋志军表示出对唐代科举这一题材的兴趣，建议他将原本侧重于学术考据的论文通俗化，《长安的春天》就这样诞生了。

    科举制度肇于隋，成于唐，在唐代以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唐人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代的一般知识分子大都把参加科举考试作为实现自己“平生志业”的途径。

    杨波的《长安的春天》为我们描摹了一幅完整的唐代“科场风俗图”。“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意图是写一部风俗史，反映科举制度下部分文人的心态和特定时期的士风，以及这一风气对政治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和作用，目的是填充和完善文化史上若干不那么清晰的细部，提供一种较为感性和生动的认识。”杨波说。

    杨波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进士科在唐人心中的重要性。“咸通十二年，中书舍人高湜权知礼部贡举，聂夷中、公乘亿等四十人进士及第，年过半百的宣州人许棠也在这一年的榜中。他以苦吟得到诗名和‘许洞庭’的雅号。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走运，先后考了二十多次，可以说大半生的时间都被科举制度给绑架和吞噬了。他对人说了一席话，很耐人寻味：‘往者年渐衰暮，行卷达官门下，身疲且重，上马极难。自喜一第以来，筋骨轻健，揽辔升降，犹愈于少年时。则知一名能疗身心之疾，真人世孤进之还丹也。’区区一个科名，居然有疗治旧疾，让人返老还童的功效，抵得上仙家的灵丹妙药，真是不可思议。”

    提到现代的读书人，也许多了几分自由，却少了几许风流。杨波自嘲，“现在的时代不适合写古体诗了，现代人没有了古人赋诗的情致。虽然自己有时也尝试着写写诗歌、童话、小说，但总觉得有些不务正业。”杨波说自己的“野心”，是希望做到学术与写作两者兼顾。“因为对学术研究有兴趣，结果就一路走过来了。治学之余写作，则是因为有倾诉和表达的欲望。”

    老一辈学者的关心与提携更是让杨波感念不已。他谈到自己的导师，“孙昌武先生是研究唐代文学和宗教文学方面的专家，他治学的谨严，为人的正直，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都是值得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效法的楷模”。杨波说，“先生常讲，要做为己的学问而非为人的学问，要做留得下来的学问而不是趋时的学问。不要被世俗的利益或一时的困顿所惑，既然选择了学术这条路，就要踏踏实实，埋首其中。”

    此外，杨波还讲到了在唐代科举文学研究上极有建树的傅璇琮先生，在杨波寄去论文后，傅老还赠书与他并加以鼓励。“我觉得，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治学的方法、态度，更是如何做人的道理：淡泊，坚守，尊严，以及应该有的一点骄傲。”

    谈及自己的书斋生活，杨波深有感慨地说，“在现代社会，守着书斋做真正的学问的确是不容易的事。”他高中学理，中间也曾短暂地工作过两回，那时并没想到自己会选择学术这条道路。让他不满的是，现在的一些学术评价机制、量化指标等导致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