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是给《切·格瓦拉》配乐，却被“哄”成了导演，然后又连续导演了《鲁迅先生》、《圣人孔子》和最近的《红楼梦》，作为先锋戏剧的“一位奇人”，张广天似乎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中。喜欢他的人说，张广天是个“具有格瓦拉气质的理想主义者”；而厌恶他的人说，张是“伪先锋，是精神骗子，在剧场里面营造一种类似传销的气场”。

    无论如何，《切·格瓦拉》使张广天一举成名，使他成为“格瓦拉符号”的受益者之一。追踪一下这位先锋导演的感想，有助于我们理解格瓦拉的现代价值。

    记者：时间越久远，切·格瓦拉的符号意义就越强烈。你导演过格瓦拉的话剧，这个舞台“形象”与真实的格瓦拉接近吗？

    张广天：没有什么真实的格瓦拉，因为作为真实历史的每一部分都是“我史”，1000个人心目中有1000个格瓦拉。只有尊重自我的判断和选择的格瓦拉，才是真实的格瓦拉。

    一个历史时期或一种风尚、一堆人群需要的格瓦拉，甚至比一个个体需要的格瓦拉更虚假。在我的戏剧中的格瓦拉，是我的格瓦拉，与别人怎么想无关。

    在我看来，那个40年前牺牲的格瓦拉，是在为他自己而牺牲，并不是为了某个集体的事业，也不是在感召革命的后继有人。他明白玻利维亚丛林的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但他需要在失败中成全自己。

    记者：有人说，要求用暴力进行“革命”、从而实现纯粹社会理想的格瓦拉，如今成了“小资”和城市白领最推崇的偶像，而这些受众似乎又是最不具备“革命性”的群体，头天晚上看完《切·格瓦拉》大喊痛快，第二天就去写字楼无奈地接受资本家剥削去了。你怎么看待这种“悖论”？

    张广天：这是一个消费文化的问题。当革命只是墙壁上或车窗外的花鸟鱼虫时，革命的血腥也是灿烂的。人们需要花点钱，廉价地宣泄一下，埋怨一下。醉酒和成为酒本身，是两回事。这里没有什么悖论，你要允许遭蹂躏的人喊痛。喊痛不是反抗，而是一种反应或反响。

    记者：而作为一种文化消费符号，切·格瓦拉不断地被开掘成各式各样的“商品”，这是不是对切本人以及其精神的一种背叛？

    张广天：当革命成为革命的时候，他们吃得消吗？当革命成为消费品的时候，是对他们的客气。才花几十块钱，就想看真革命？昏头了吧！

    记者：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格瓦拉的影子？你上学学的是中医，音乐是后来自学的，还当过街头流浪汉……在这个过程中，你所坚持的“理想主义”是什么？

    张广天：我的理想主义，是我自己的个体理想主义。我要是有被别人认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我从来都不迷信。既不迷信格瓦拉，也不迷信摇滚乐。既不迷信无知，也不迷信文化。

    记者：如果你有机会与格瓦拉这样的革命者在一起，你会追随他吗？

    张广天：如果我有机会与切·格瓦拉在一起，最好的选择是，谁也不要追随谁。但或许我们在同一条战壕里持枪战斗，恨的是同样的美帝国主义，不同的是，我可能是为了承诺我的女人而去，他或许是为了讨厌他的女人而去。

    记者：能否清晰地解释一下你的自我形象设计：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拿一把吉他，老式的圆边眼睛，偶然头戴一顶镶有红星的军帽，手里夹着香烟。这些符号，与格瓦拉的贝雷帽和雪茄烟，有哪些相似之处？

    张广天：毛主席像有多年不戴了。你戴了，我就不戴；你弃之敝帚，我就当宝贝拾起来。因为我不能忍受毫无幽默感的生活，不能忍受万众一心的严肃的愚昧。有人说切·格瓦拉的一切外在行为更像一个“革命的模特”，如果我能有幸和他比，那么，我的一切外在行为更像一个“恶作剧的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