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小结总是写‘我’经历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感想；最近两年，大家更多地关注自己给当地带去了什么，为当地贡献了什么，别人会怎么看。”从事团学工作近10年的安徽农业大学团委书记孙勇9月22日在该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总结汇报会期间向记者道出这个变化时，有些莫名的欣喜。而记者在这个暑假的采访也似乎印证了孙勇的发现。

    几天前，安徽大学“农民之子”协会的黄小飞同学从学校新区坐了40分钟的车来到市区专门找到记者，既不是请求宣传该协会，也不是请求宣传他们的社会实践，而是希望能代为呼吁一下他们在实践中亲眼见证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难问题。

    黄小飞所在的“农民之子”协会过去就因收垃圾卖钱资助贫困小学生而被当地媒体多次报道，今年暑假他们又来到了被资助的学生所在的合肥皖西育才学校，在这所民工子弟学校支教，并调研学校周边的农民工生活状况。这所学校在民工学校中算是条件很好的，但目前资金周转困难，随时面临着关闭的危险。学校里有一个叫汪筠华的孩子，患有先天性贫血症；另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李莉君，活泼开朗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缺少足够的手术费，他们的治疗只能搁置。“我们力量有限，只能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黄小飞希望通过媒体，让更多的人关心民工子弟学校，关心农民工子女的生活与学习。

    你能想象出一个大男生戴着乳房假体在大街上做宣传的情景吗？为了进行安徽大别山地区农村乳腺癌现状调研及防治知识的推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的张怀庆放下了大男孩的架子，带着从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借来的乳房假体，和小组的其他7名同学一起，在小镇的街头向过往的群众宣传乳腺癌知识。既要做自检示范，“举手，叉腰，下压，放下”，还要发动群众在自己身上“摸”，以便对乳房病变症状有一个感性认识。

    据了解，这个团队是复旦大学今年暑期社会实践的一个重点团队，8名成员中只有两名是安徽农村的，没有老师带队，没有技术指导，人生地不熟，全靠自己。

    扬州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忘不了冒着酷暑在街头卖花的经历。前一段时间，在扬州的各大社区内，随处可见扬州大学医学院“红色希望之行”实践团的队员们募捐的身影，他们两三个人一组，手拿鲜花，捧着捐款箱，为安徽省大别山区的儿童进行募捐，活动刚进行三天，捐款已逾7000元。

    这次活动源于一则关于他们曾经服务过的大别山区孩子的“心愿卡”的新闻报道。如何帮助这些儿童实现自己的愿望，队员们决定通过“卖花”来募集善款：对参与捐赠的市民赠送一朵鲜花作为爱心纪念。“卖花”期间，扬州多变的天气丝毫没有影响到实践队员的热情，他们冒着风雨，顶着烈日奔走在扬州的各个社区。

    “卖花”募集善款，只是这次实践活动的一个前奏。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实践团一行20人已把扬州人的“爱心”带到了安徽省金寨县，并在那里进行义务支教、医疗服务、慰问老红军、健康咨询和心理调查，用他们所学的知识为老区人民作出实际贡献。

    孙勇认为，大学生把目光更多地指向“达人”，而不仅仅是过去的“成己”，既是社会实践活动逐步深入的标志，也是大学生们通过经年累月的实践自身能力逐步提高的例证。

    记者看到，在安徽省今年6月发出的开展“三下乡”的通知中，“讲求实效”被重点提及。在9月22日的总结汇报会上，“效果显著”成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的重要条件，工作总结字数控制在1000字左右,并直接在申报表中填写，而且特别强调“不提倡用铜版纸制作精美彩色的大部头评选材料”。团安徽省委副书记朱斌在会上指出，各高校要加强与基层对接，了解地方需求，找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切入点。

    “2004年以来，我们每年都邀请‘西部计划’和‘安徽基层计划’的志愿者回母校作报告，志愿者们的事迹在各高校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对指导在校学生开展暑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时，如何摆正态度、有效服务基层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安徽省学联执行主席、合肥工业大学学生会主席劭明对此有自己的理解。

    “三下乡”内涵的演变也确实“效果显著”。团安徽省委学校部副部长李国阳告诉记者，今年全省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共动员组织20万大中专学生志愿者，16支全国重点团队、100支省级重点团队、300余支校级团队和600余支院（系）级团队，深入基层开展理论政策宣讲、科技支农、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环境保护、医疗服务等志愿服务活动。在活动中，全省高校重点落实“帮扶百村工程”，援建“安徽省共青书屋”，积极协助开展灾后重建，在100个对口帮扶村建立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累计援建“共青书屋”超过60个，捐赠图书总数逾30万册，并向池州、阜阳、蚌埠等受灾地区派出团队30余个，协助当地政府和群众开展灾后重建规划、农业生产恢复和灾后疫情防治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