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的身体陷在沙发里，我能看到他沉静的面孔。

    早晨宾馆的光线昏暗，宾馆窗外的天光昏暗。我们没有开灯，暗中只有交谈的声音回响。

    他的身边是我的转动的录音机，录音机红色的指示灯在暗中闪烁。张炜没有看录音机，斜侧着身体说话，语气平缓，声音略带沙哑。他用胶东普通话交谈。他的神情很疲倦，因为一夜未眠，也因为旅途的劳顿。

    这是2000年的秋天，张炜到北京，一大早我去他下榻的酒店看他。张炜没有睡好，眼睛里有血丝。没睡好的原因是他住的房间的隔壁有男女彻夜调笑呼叫。张炜说到那一对男女的时候用了“狗男女”的称谓，他没有掩饰他的厌恶。

    欣赏张炜和反对张炜的人都因为他身上所携带的鲜明的情感色彩和道德化倾向。在漠视情感和伪道德公行的时代，我觉得他的强烈的情感意识和道德化倾向会给他带来困扰或者误读，我已经看见过文学界和知识界有些人对他的批评和责难。但是张炜看样子并不畏惧。在谈到这个话题时他说：“现在我不相信一切没有感情的写作者，不相信一切不敢谈道德不敢进行道德判断没有勇气面对道德和伦理的文化人，这样的文化人我充满藐视，永远不跟这些文化人为伍，我变得越宽容越苍老越懂得过日子我越会有勇气面对伦理道德范畴的东西。”

    就像张炜所言，我觉得他已经是懂得怎么过日子的人。他说：“一个思想的人，一个写作的人，面对这个繁闹的世界要朴素安定下来，不然就难以有正常的反应和判断力。”

    张炜离开北京的时候，我去火车站送他。在候车室说话，他的表情始终是恳切的，话语是诚挚的。开往济南的火车进站的时候，握手道别，我看着他穿着黑色风衣的身影消失在车站汹涌的人流中。

    有一些作家的生活是遁世的，他们离群索居，远离喧嚣。比如美国写《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写《瓦尔登湖》的梭罗，日本写《挪威的森林》的村上春树，很多人把张炜也描述成一个隐遁者。那时候他终年生活在山东龙口海边一个葡萄园，在那里能听到松涛的鸣响，能听到海浪的拍击。但是隐遁只是外界的一种想象，实际上那只是张炜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1993年以前，张炜的影响力多集中在文学界。在1993年之后他就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在1993年席卷知识界的“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被标定为“时代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有论者描述道：“张炜，站在大地梦想的中央，以不宽容，不容忍，不退却，不背叛，不投降，仇恨和永远战斗，回答了痛苦时代诗人何为的巨大质问。这位沉浸于大地苦难的理想主义分子，在《古船》的悲怆之后，又推出《九月寓言》、《柏慧》、《家族》这些象征着作家艺术信仰和反抗信仰的长篇杰作，以对抗这个媚俗投降的时代。”

    有批评者认为张炜对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的批判是因为他对当代生活加入不够，是因为对当代生活的恐惧而预设地拒绝了当下。张炜把当代生活看作是“悲凉的恩师”。他的理解是：“当代生活芜杂繁复，层次交错，有时甚至是相当粗粝的，理解和加入当代生活首先是能够感受它的全部复杂性。”

    再见到张炜是在位于龙口海滨的万松蒲书院。

    万松蒲书院花费了张炜无数心血而建成，那里有学堂，有书房，有广阔的海滨，也有连绵的松涛。书院的工作者除了静修学识，还要能够自食其力。他们自己种植养殖，学习而生产。

    “经办书院，培养大思想。”——这是张炜找到的最后的归途。

    “中国的学术史差不多是大半部书院史，当天下的读书人都被科举制度吸引到功名利禄上面去的时候，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聚徒讲学，以传播儒家文化和道统为己任，独立承担起文化延续精神传承的使命。”

    那天，跟随张炜走出宁静肃穆陈列着古籍的书院，踏着海滨积雪，走在邻近的松林。

    我觉得张炜是找到了他最好的归处，一个可以遗世而独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