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年48岁的张月颖来说，2005年4月11日，注定是个不愉快的日子。这种不愉快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有可能继续蔓延，尽管在几天前她已经在法庭上胜诉。

    法院一审认定华侨医院对张月颖实施的两次精神病治疗，都没有征得她家属或所在单位的同意，违背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两次进医院都是在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该医院医务部主任蔡全难以接受判决结果。

    张月颖是一家公司主管法律事务的副总经理，当时正遇上一桩重大诉讼，休息不好。“就想去拿点儿安眠药，他们却给拿了国家一类控制的精神药品。对门诊部来说，用这个药是严重违规。”医生出身的她认为，“当医生的不能这样搞。”

    于是，她在4月11日上班之前找到广州某门诊部的蒋主任质问。“两人之间谈得不是那么愉快，他说拿什么药不是我们说了算，是首长要的”。首长指的是张女士的丈夫，而他的保健医生就在这个门诊部上班。“当医生的有医师职业法，不能够胡来！”电话那端，张月颖不时会喊着说话。

    按她的讲述，接下来在门诊部里她“寡不敌众”，“被五六个大小伙儿撂倒在地上，打了针”，随后被送到华侨医院的精神病房治疗。张月颖认为，自己是被强迫住院治疗，遭受了“非人待遇”，入院手续也没有家人签名，所以她将医院告上法庭。

    对此，蔡全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述。在张月颖入院前，她丈夫“曾给我打电话，说‘（妻子）发病很长时间了，我都不敢在家里呆着’之类的话，通话足足40多分钟”。她丈夫希望帮太太“找一间好的病房”住院治疗。入院当天，华侨医院派医生到其家里会诊，初步诊断为“情感性精神障碍（躁狂相）”，并向她丈夫说明了病情。

    “是由车送张月颖到医院，当时她丈夫也在场。”蔡全特地强调。

    “他们吓唬我丈夫，说我这个病要是不治，将来是要杀人放火的，要承担法律责任。你说我丈夫还能说什么？”针对家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入院治疗，张月颖有自己的解释。

    蔡全透露，治疗期间，她丈夫本人及女儿女婿都来过医院。院方之所以始终没让家属签字，“完全是顾及首长身份”。蔡全觉得这是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疏忽，但在“入院告知”中，是由张月颖的侄子张勇签的字。然而在记者采访中，医院以“不可透露病人隐私”为由，拒绝出示签字的“入院告知”。

    作为病人接受治疗的张月颖，始终难以接受自己的精神病人身份。“你们调查，说我是精神病，谁都不会信。抓进去的101天，主治医生都没跟我谈过话，他怎么能诊断我是精神病呢？”

    101天，是她这两次进医院的时间总和。张月颖第二次进医院，是2005年7月14日。当时她正在家里和客人聊天，“家人一个都没在”，结果“医院来的救护车把我抓走了”。

    院方则有另一个版本：之所以第二次接张月颖到医院，是因为她出院后未遵医嘱坚持服药治疗，病情复发，且抗拒治疗。蒋主任征得她丈夫同意，与医院联系，请求会诊并派车前往接送。“她住在广空司令部的机关大院里，戒备森严，而非普通民宅。如果没有家属的同意，医院不可能随便出入，更何况强行将其从家中拉走。”蔡全说。

    “那医院不能再办了！”张月颖几乎哭喊着说。她始终认为医院对自己的治疗是非正常和非人道的。

    广州天河区法院在一审时认为，华侨医院的三名医生对张月颖的治疗缺乏合法性，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院方需赔偿相关损失近6万元。

    对于这个结果，张月颖“只能说基本满意”。她最在意的是，“法院说华侨医院医生的行为缺乏合法性”。虽然胜诉，但她对往事依旧耿耿于怀，“我恨我家人，知道我被抓走了，为什么不捞我出来？我在他们跟前没有安全感！这是我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管我家人怎么解释，我觉得他们确实失职了”。

    同样耿耿于怀的，还有华侨医院。目前，医院的二审律师和医务部领导天天打电话，希望张月颖的家属及接触过此事的门诊部的主任、医生、护士能出庭作证，但得到的回应几乎是一致的：“不能以个人名义出庭”。

    医院已于2007年9月24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讼诉状。“简直太荒谬了！本来是家属请求我们协助治疗病人，现在变成我们强行拉病人上医院。”蔡全认为，“从一审法院的判决到媒体的报道、老百姓的了解，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月颖的背景。”

    院方表示，一审前曾和张的丈夫沟通过，“他本人不希望妻子打官司，但面对官司，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