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是北京小姑娘砚楠的11岁生日，与往年不同的是，砚楠今年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北京市部分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一年的套票。在生日的当天，爸爸就带砚楠去了自然博物馆。

    11年来，这是砚楠第一次走进博物馆。

    “现在的孩子完全成了考试的机器”，砚楠的爸爸刘先生说。

    老师和父母都不希望孩子“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除了成绩什么都没有”。但事实是，学校、家长并没有把孩子从为了考试的学习中解放出来，我们身边的博物馆、展览馆、少年宫很少发现孩子们的身影。

    “我们还没有形成利用社会教育资源的习惯。”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檀传宝教授说。

    利用社会资源进行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教育。

    “除了博物馆、美术馆、青少年宫、教育基地等等，新闻媒体、电影电视、网络都可以承担社会教育的功能。”檀传宝教授说。

    但是，对青少年成长有着重要作用的社会教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的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社会教育却正在边缘化。”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秘书处的一位负责人说。

    即使免费，组织来参观的学生也不多

    “来这里的一群孩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0月的一个周二，北京规划展览馆，馆长赵丽女士在休息区的一个角落回忆了一次让她动容的经历。

    前不久的一天，北京规划展览馆接到了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打来的电话，希望免费参观展览馆。

    其实，展览馆每周三是免费为学生开放的，但是这些孩子没法在那天来，于是，展览馆破例在周五免费接待了他们。

    由于不是专门的接待学生日，展览馆没能给孩子们足够的讲解员。没想到这些孩子在带队的志愿者带领下，分成了若干组，然后分组听讲解员的讲解。没有轮到的孩子，则静静地在大厅中等候。“说实在的，我真没想到他们能有这么好的公共场所行为规范”，展览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参观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集中到大厅中站成了几排，带队的志愿者说：“今天展览馆破例为我们组织了这次参观，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他们呢？”孩子们齐刷刷地回答：“是”。

    于是孩子们一边表演一边唱起了《感恩的心》，“几乎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和游客都落泪了。”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些日子，但是赵馆长提起这件事时眼圈儿又红了。

    “我们利用这些资源来为孩子们服务，让他们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赵馆长说。

    但是，这样感人的场面并不是经常出现。

    “又跟几个学校联系了，希望他们能带孩子到我们展览馆免费参观，谁知道会不会来呢？”北京一个展览馆的馆长皱着眉头说。

    我国早在2004年就作出了相关规定，所有博物馆要对学校组织的参观免费开放。但是，“每次跟学校联系的时候，学校总会说‘谢谢您！我们一定会安排时间带孩子去’，之后就没了音信。”这位馆长说。

    在越来越激烈的应试压力下，又有多少学校舍得把时间花在“没用”的博物馆上呢。

    相反，一些国际学校却非常愿意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参观，有的甚至设立了专门的博物馆课。

    “我们这里就保留着一些国际学校学生在展览馆做的作业。每年暑假港澳台学校的学生也会蜂拥而至，我们有时都接待不过来。”赵馆长说。

    原来是高门票把孩子阻挡在了博物馆之外，但是，现在博物馆已经免费为孩子们开放了，可孩子们的脚步还是留在了博物馆的门外，到底是什么挡在孩子和博物馆之间呢？

    是观念！

    几乎每个社会教育工作者都有这样的认识，整个社会都没有把社会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

    “国外专门有社会教育学科，国内对社会教育的研究仅仅是从学校教育的补充这个角度入手的，根本没有给社会教育应有的地位。”檀传宝教授说。

    用一个字来概括是“散”，两个字是“太散”

    “社会教育之所以呈现这种边缘化的状况与体制有极大的关系”，天津一位青少年宫的主任说。

    据了解，目前还没有哪个机构能起到协调社会教育机构的作用。

    仅以青少年宫为例，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宫从表面上看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们有的隶属于共青团组织，有的隶属于教育管理部门，有的隶属于妇联组织，还有一小部分属于某个企业或某个文化部门。

    婆婆太多在管理上就会带来很多问题，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秘书处的负责人说。

    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很难提出一些共同的政策或目标。

    正如天津那位青少年宫的主任所说，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目前青少年宫的状况是现在的局面是“散”，两个字是“太散”。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青少年宫协会也在积极推动行业的整合，发展的会员也包括共青团、教育、妇联、科协等系统的青少年活动场所。中央文明办、团中央、教育部等十部委推出的第二届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就包括所有的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

    这种制度上的混乱使得社会教育系统基本处在一个各自为政的水平上。正如檀传宝所说：“我最担忧的问题是由谁统筹社会教育，没有一个体制性力量去推动，很难健康发展”。

    从城市中心挪到城市边缘

    由于整个社会对社会教育的不重视，使得社会教育机构的生存也出现了危机。

    “这些年国家在不断增加教育投入，但真正落到社会教育机构上的资金则是少之又少。”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秘书处负责人说。

    为了增加教育投入，国家拿出体育彩票的部分资金交由校外教育联系会议管理，用来改善西部教育和县级以下校外教育活动场所。

    但是这些资金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

    “我们也能理解，确实西部的学校也非常需要资金来改善办学条件”，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秘书处那位负责人说，但是，社会教育机构也需要资金呀。

    一位甘肃的青少年宫主任参观了北京青少年宫，边看边流泪，“与北京的孩子相比，我们的孩子太可怜了，我们的少年宫条件太差了，对不起孩子呀！”

    在一次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青少年宫的主任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找到足够的钱让自己的青少年宫继续生存。

    很多青少年宫坚持公益性，开展了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项目，但是也有些少年宫为了生存把地方租出去，办录像厅、卡拉ok厅、棋牌室，广州市少年宫的黄主任说：“也怨不得这些少年宫，他们也得生存呀。”

    山西省的一家青少年宫本来座落在太原市中心，但是，政府准备把青少年宫的一部分地方变成绿地。虽然绿地也非常重要，可孩子们再想到青少年宫参加活动，就要到比从前更远的地方去了。

    “本来城市里最好的地方都是留给孩子们的，但现在有的少年宫变成了楼盘。青少年宫放在郊区，孩子们去一次很不方便。”一位家长说。

    这个从城市中心搬到城市边缘的过程恰恰是社会教育目前所处的地位，本应处在重要地位却被无情的边缘化了。

    少年不识少年宫

    曾几何时，青少年宫曾经是孩子们最向往的地方。

    “几十年前青少年宫确实曾经辉煌过”，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秘书处的负责人说，那时，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文化知识，下了课就可以到少年宫学习音乐、美术、科技等，孩子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现在孩子不出校门就能参加艺术、科技等特长班，这就要求青少年宫也作出调整，有些少年宫正在进行探索，把社会教育作为青少年宫的发展方向。但是还有不少青少年宫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仍然沿袭着以前的做法。”

    10月9日，记者在北京幸福大街上寻找崇文区少年宫，问了10多个路人才有42岁的环卫工人黄纪府和61岁的张大妈说出了少年宫的准确位置。

    到了少年宫，记者看到门口贴着一张招生信息，招生项目包括舞蹈、声乐、国画、写作、奥数、珠心算……共36个辅导班。

    显然现在很多少年宫只是几十年前少年宫的一个扩充版。

    正是这种一成不变的模式，让一些社会教育机构把自己推向了边缘。

    “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资源来教育青少年”，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秘书处的负责人说，“社会生活的极度变化，少年儿童要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都在呼唤着社会教育的发展”，比如，情感教育、环保教育、创业教育、公民教育等，它将起到社会文化的传承、社会规范的养成和社会生活技能的习得等多种重要功能。

    何时，知道崇文区少年宫位置的不再是年长者，而是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