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的成功是中国期刊界的一个奇迹。2006年10月，《读者》的发行量曾经一度突破千万，去年，它的平均发行量达到898万册，现在，作为中国期刊杂志界的第一品牌，《读者》稳坐亚洲第一、全球第四的交椅，正在延续自己的奇迹。
在一篇题为《左边杂志，右边堕落——我的阅读品味是如何堕落的》的文章中，有一段话真实地写出了目前期刊界的现状，“大大小小的报摊上，摆满的是花花绿绿的时尚杂志，超级模特、电影新星、流行歌手搔首弄姿地占据着它们的封面；锦衣华服流行情报、欧美家居经典介绍、怪异名车强档出击、美酒咖啡倾情推介，挤眉弄眼地拥塞在它们的内芯。”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读者》的确显得淡泊而安静，读者给它的评语却是“书淡如菊”，《读者》好像一直隐藏在某个角落，静静地发出某种声音，那种声音不强大，却很有分量，一直抵达我们的内心。
《读者》在坚守，《读者》杂志社社长彭长城自1982年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到《读者》（当时的《读者文摘》）当编辑，之后的25年到现在一直在《读者》杂志的第一线，他也选择了坚守。在彭长城眼中，促使《读者》品牌成长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读者》当下的发展思路以及面临哪些挑战？记者带着这些同样是喜爱这本杂志的广大读者关注的话题采访了他。
《读者》正统，但不落伍
记者：戏剧家魏明伦曾经评论说：“《读者》不靠‘枕头’，不靠‘拳头’，却能超越‘两头’书刊的销量。”这么多年来《读者》之所以如此长盛不衰，您认为最主要是什么原因？
彭长城：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内容。《读者》提供给读者的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它非常有包容性，通过看这本杂志，你能够了解到世界上各种优秀的文化，有中国的，也有国际上的。它是一种很理想化很负责任的杂志。很多人说这本杂志伴随了他的一生，很多人通过看这个杂志，看这本杂志宣扬的道德观念，宣扬的做人的道理，就感觉到它把人类共有的美好的道德规范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读者》比较正统，但是不落伍。
我曾经接到一个读者的信，这个读者在国内上大学，读了研究生，到国外读博士，他说学校给了我生存的本领，但是《读者》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记者：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读者》这样高品质的杂志能够创造今天的奇迹实属不易，是否经济越发展人们的内心对文化越需求？
彭长城：我想《读者》是有深层次的文化关怀的。大家可以看到，《读者》有很多栏目，跟人有实实在在的联系，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关注人的自身素养的提高，关注人的感情的释放。而这种东西和今天我们所提倡的“和谐社会”是一致的，它以智慧的方式强调各种关系的和谐。
有人曾经预测，《读者》这样的杂志会在21世纪的5到10年内消亡。但实际上，伴随着物质的丰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读者》目前发行量最高的地方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如它在广东和江苏的发行量都达到了100万册以上。此次，我们党在十七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统领意识形态，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文化建设中很重要的一条，具体到我们，关键是看一本杂志的定位和贴近性如何。
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记者：打开《读者》，在不那么沉重的凡人小事中，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人情味与对人生、人性的真切关怀。而这种直指心性的关怀还能够摆脱不同文化背景的牵绊。据了解，海外《读者》已累计发行50多万册，读者遍布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读者》是如何走出去的？
彭长城：当今世界，英语语言占整个世界主导的地位，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让外国人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我觉得也越来越重要了。
一本杂志要想在一个国家落地生根，要取得一定的影响，要靠自己成功的市场化运作，才能最终实现。所以，我们在美国同美国大陆文化公司签约，在美国搞《读者》杂志的发行，实际上还是发行在美国的华人圈中。
有人说，我们在美国的印刷提高了中国大陆期刊在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地位，这也体现了知识产权和中华民族文化自身的价值。美国大陆公司的总裁说，《读者》可以被在美国生活的各种文化背景的华人所接受，如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日本移民，因为它本身是所有华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从文摘走向原创
记者：现在很多文化生活类、文摘类的杂志发行量都有下降的趋势，而《读者》的发行量却一直上升。除了《读者》本身的热销外，《读者（乡土人文版）》、《读者欣赏》都在市场上受到了欢迎。据了解，《读者原创版》的创刊发行，使更多的优秀作家和作者加入了原创的队伍。从文摘走向原创，对这个转变您是如何看的？
彭长城：我觉得做任何的品牌，不能有很着急的感觉，不能激进。现在很多人说要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读者》这些年来一直不张扬，都是慢慢地在做。进入杂志本身的一种完美，所谓静水流深。
目前销量在50万册左右的《读者原创版》是我们长线的一个思路。在文摘类刊物大幅度增加，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就是文摘类杂志是靠原创类期刊生存的，但是如今原创类的期刊却越办越难，面临很大的生存困境。因此，我们在稿源充分的情况下，想借助品牌的优势力图在推动原创上有所作为，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为了保护文摘类期刊的生存土壤所做的一点努力。
我的危机感来源于自身
记者：《读者》一次次地创造奇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您一直默默无闻地坚守在这个岗位上，伴随着《读者》的成长，您个人的感受如何？
彭长城：我曾经说过，《读者》是佛，我就是在佛像前点灯加油的小和尚，因为佛像有光环，所以和尚也有了光环，因此，我们的成功首先是这本杂志的成功。当然一本杂志的成功是大家的努力，包括很多关注到这本杂志的人。所以成功归功于一个集体，归功于大家，作为我个人来讲，是比较满意的一份工作。
有一句话说得好，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做到这种境界不简单。实际上，在中国的期刊界有几家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行量都不错，有的甚至达到过400多万份，但是在频繁地更换了几次主编之后就不行了，一个杂志社的办刊人离开，也许在短时期内看不出影响，但实际上影响很大。能够沉淀下来才会让杂志有主心骨，才知道它要什么不要什么，坚守的是什么。当然，这种坚守不是简单的守摊子，还要有所创新。
记者：《读者》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还有没有危机感？
彭长城：当然有危机感，今年我记得在我们杂志突破了七百万册的时候，我曾经写了一篇卷首语，有一句话，就是“在杂志的发展中间，道路肯定是坎坷不平的”，因为一本杂志的危机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来自你自身能否进步，作为一本杂志来讲，走过了这么多年，还能不能给读者不断地带来新意，不断地成为读者生活中某个阶段的伴侣，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种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实际上这是我们办刊人苦苦追求的东西，所以首先的危机感来源于自身，就是能不能把杂志的质量提高，在形式和内容上能够不断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