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不吃皇粮还要交公粮”、“不愿负责的院长越来越多，医院各类‘财务挂账’也呈增长势头，市县公立医院院长见面时互相致意，听到对方也亏损了，居然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是周其仁教授近年来经过多次调研，在其撰写的医改系列评论中所描绘的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是：政府对公立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已经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为了给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公立医院还要引入高尖端医护技术人才、引进新设备并妥善维护旧设备……资金紧张困局可谓显而易见。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医疗融投资高峰论坛上，青岛市卫生局副局长兼青岛市中心医疗集团总院长魏仁敏的“公立医院投资策略选择”报告，引起与会者热烈讨论。魏仁敏透露，为了鼓励公立医院积极利用社会资本来促进自身发展，由青岛市卫生局起草的《青岛市卫生局直属单位对外经济活动管理办法（暂行）》已经进入最后讨论阶段。（《第一财经日报》10月29日）

    判断民资能否进入公立医院，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公立医院是否已得到足够的公共财政支持，不需要民资就能生存发展？二是民资进入公立医院之后，是否会导致医疗服务质量的必然下降？

    第一方面，周其仁教授已经说出了我国的现状。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全盘操办的公立医院，能否一定提供患者满意的服务？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根据最近一年来对《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美英主流媒体的关注，笔者发现，就算是对公立医院财政支持力度较大的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医疗服务效率低下等难题——由于公立医院会根据事先预约、病情轻重作出治疗选择，很多患者因忍受不了漫长的等待，而主动转向了收费较贵的私立医院，或收费较少但技术也较低的街头药店。

    换句话说，政府或许可以操办所有公立医院，但它无法实现我们所预期的医疗效率。这显然不可能是我们（尤其是患者）所希望的医改方向。

    第二方面，判断民资进入公立医院后的医疗服务质量，需要回归到市场经济领域进行分析。周其仁教授的判断是：市场交易以清楚的产权界定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不许侵犯他人权利，就意味着发展一套法律和习俗来保障交易的公平公正，惩罚欺诈和其他不正当活动。在这个条件下，任何人想要赢利，就不能不在意他人的需求，并努力通过满足他人需求来“赚钱”，同时还要尽可能节约成本。（《经济观察报》10月22日）

    也就是说，只要产权明晰、监管得力，民资进入公立医院后，它会竭力在患者的满意度和自身的利益中取得一种平衡，而不是完全以追逐利益为目标。

    如何实现此类公立医院的产权明晰？笔者的观点是：医生为主导的一方管如何救治患者、选聘医生等技术性事务，民资为主导的一方管如何控制支出（涉及医院招投标、聘医生等的公开透明）、选聘一般办公人员（相对医护人员而言）等财务性事务。这样一来，即使在利益驱动下，公立医院也能向着改进的方向迈进：医生方会为救治病人、赢得更多患者而努力，民资方则会为控制不正常的财务支出、实现更大的利润目标而尽力。

    此外，政府通过法规对它进行监督就相当重要。有人也许怀疑政府不能有力监管。但这不是一个充分理由：既然监管不得力，政府全资的公立医院不照样也会沦为“利益机器”吗？

    从逻辑分析上看，民资进入公立医院不仅可行、必要，也将有助于医疗服务品质的提升。然而，正如魏仁敏说的“民资进入公立医院后，解决一些问题的对策可能与国家现行的政策不吻合，敏感而又有风险”。笔者的建议是，不妨设立公立医院的融资特区，就设在青岛市，在这里搞试点，给它最大空间的政策便利和最放手的一次改革——怕什么呢？经济特区不正是摸着石头过河发展起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