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6年工人，考大学，毕业后在高校教书，最后落脚的职业是一名基层党报记者。”赵拴这样介绍自己。

    2007年，50岁的《贵州日报》记者赵拴攀上了事业的最高峰——当年8月，中国新闻工作者最高奖第八届“长江韬奋奖”揭晓，赵拴榜上有名。

    面对荣誉，赵拴平淡视之，“15年前，我刚进入报社当上一名职业记者，才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日子。”

    35岁才开始“基层党报记者”生涯的赵拴，似乎不习惯讲述自己的故事，掏出厚厚一叠微微泛黄的相片，随手翻看，留存在影像里的，是一张张贵州大山里普通老百姓的面孔。对这些十来年采访过程中拍摄的照片，赵拴视若珍宝；对这些凝固在影像背后的故事，赵拴更加熟悉和乐意倾谈。

    赵拴翻出低矮木屋前一对农民父子的合影，照片背面，有磨得淡淡的钢笔字迹，记述着采访对象的简单故事：“1994年4月1日下午3时30分，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分水乡王武办事处前锋村大垭村民组，村民组长陶名贵一家。陶52岁，党员。其父82岁，解放初期为当地贫协主席。陶全部家产除这间房（民政部门帮助建的）外，有300斤包谷、一口棺材、3只鸡。陶父20多年前从信用社借的57.5元钱至今还挂在账上。父子俩已几年没吃过肉了。陶已打了几十年光棍，今后还得打下去，因为他家拿不出一分钱。这里不通电。”

    赵拴几乎记得每一张照片后面的人和故事，“我常常喜欢跟这些写满痛苦、幸福、祈盼和无奈的脸庞久久地对视，就像是在与他们进行心灵的对话。”

    15年基层记者生涯，从1992年到2002年的这10年中，赵拴一直远离省城在地方驻站。在他看来，“贵州地处西部山区，又是农业大省，一个驻站记者，很自然地会把‘三农’报道放在首位，正是在长期的深入接触中，逐渐培养起对农村老百姓的感情。一个记者能为这些贫苦的农民做点什么呢？无非是多深入下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体谅他们的甘苦，记录他们的故事，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帮助他们”。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赵拴主动请缨，提出开设《走进贫困山乡》系列报道专栏，并独自承担了全部采访任务。整整8个月里，他只身行走在贵州省4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近200个极贫村寨采访，在这些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村寨里，赵拴与那里的村民和干部同吃同住，记录下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近乎冒险的采访之行，换来的是64篇有血有肉的专栏报道。这组稿件，不仅获得“贵州新闻奖”一等奖。

    赵拴腿勤，同事们都知道，他有一本破旧不堪的《贵州省地图册》，每一页都画满各种线条和圈圈点点，“采访走过的路线，采访到过的地方，我都把它记下来”。进入贵州日报社不到5年，赵拴就跑遍了全省80多个县（市、区）。迄今为止，他到过全省上千个乡镇、村寨，10多年用过130多个采访本，摞起来近两米高。

    赵拴的脑子也勤。15年基层记者生涯，他曾5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4次、三等奖1次），全国省级党报新闻奖、贵州新闻奖20余次，各种大大小小的奖项加起来不下百个。

    “在贵州这样的落后山区做记者，吃苦、腿勤、肯跑是最基本的职业要求，但这还远远不够，还要善于思索。”赵拴说，“有年轻同仁问我，获奖有无‘窍门’，我说没有，只有‘运气’。就像踢足球，有两点决定‘运气’，一是积极跑动，二是善动脑子，前提是日积月累的技术。我想，这理如同抓新闻。”

    常怀对普通百姓的真挚情感，是赵拴基层党报记者生涯一以贯之的情怀，他还记得，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某极贫乡一位与当地农民结婚的上海女知青，“她已完全融入当地生活，并当上了乡村教师。她拿出当年几十位上海知青的合影，平静地对我说，都回上海了，就剩我一个在紫云。脸上却是无怨无悔的质朴微笑。那一刻，我禁不住泪盈眼眶。这些微笑已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永远的激励。”

    “责任感因民生情怀驱使而生，使我立下了为普通百姓立言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追求。”赵拴说。

    据新华社贵阳11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