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今年是章乃器先生诞辰110周年。最近，他的家乡浙江青田县委、县政府和杭州师范大学共同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去参加了。章先生是上个世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活动家，又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家、实业家，他已经成为家乡人的骄傲。

    毕：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章乃器先生算得上一个掷地有声的人物。一般人听说他的名字，往往因为他是1936年入狱的“七君子”之一。1957年“反右”，他又是挨批的三个部长之一。其实他的一生，可圈可点的事情很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一直把政务院的机关编制控制在2万人的定额之内，各单位的装备乃至交通工具的配额，也都严格控制。后来他转任粮食部长，这个定额就突破了。周恩来在1954年感慨地说：“章乃器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2万人增加到8万人。”章乃器1957年成了“右派”以后，几次见到周恩来，都据理自辩，从来没有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这些历史关头的选择，是否正确，自然可以讨论。但他这种鲜明的个性，在同代人里是少有的。有人说他是“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确实当之无愧。

    梁：有意思的是，对章乃器的硬骨头性格，今天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我在讨论会上，就听到几位发言者为章先生这种性格造成的后果而惋惜。以世俗的眼光看，章先生那么有才干，1948年放弃在香港经营房地产的发财机会回到内地，太不划算；当了高官，因言贾祸，晚年凄凉，更是不智的选择。当今流行的人生哲学，和章乃器先生的人生道路，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时空错位。章乃器有非凡的经商之才，但个人发财不是他的人生理想，说放弃就放弃了。章乃器有卓越的行政能力，但位居高官也不是他的人生目标，丢失了也不消沉。他还有更加高远的理想。1946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自己的未来之梦：“杀人的刽子手改行做了国营大屠宰场的屠夫，官僚们一部分变为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另一部分成为医院的看护。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到大型的国营服装厂做剪裁师；检查信件的官员则成了机关、企业中处理日常来信的助理秘书。”他的理想，简单地说，就是让中国成为一个美好的民主宪政国家，建成一个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

    毕：现在流行成功学。从政，官做得越大越成功；经商，钱赚得越多越成功；科学教育界，头衔越高越成功；文艺体育界，名气越大越成功。人们喜欢追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成败论英雄、话得失，没有人去追问成败背后的价值问题。历史上那些不计个人得失，追求更加高远理想的先贤，往往不被认同，不被理解，与人们渐行渐远。有人甚至把这种追求当成先贤的缺点和失策。我觉得，这反映了一种是非混乱，价值迷失。

    梁：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人类文明，就知道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所谓成功学并不高明，是很浅薄的。那些青史流芳的人物，往往并非世俗眼光里的成功者。相反，很多都是悲剧人物。三国时期，魏人李康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揭示了一条规律。名垂青史的先贤，往往具有超越世俗、领先时代的品质。但这种品质，往往会给个人命运造成悲剧。章乃器学术研讨会是在杭州的三台山宾馆开幕的。宾馆对面正好是于谦墓和于谦祠。于谦的命运不但是悲剧，而且是比章乃器更惨烈的悲剧。他在明朝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保卫北京，挽狂澜于即倒，最后却被复位的明朝皇帝冤杀。血不曾冷，风孰与高？中国历代的帝王将相，数不胜数，但大多数都被后人遗忘了。后人能够记住的，只有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于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为后人所景仰。

    毕：我相信，章乃器先生也将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为后人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