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距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还有好几年，但文汇出版社年初即开始编纂30卷本“海派文化丛书”——这是上海开埠以来通过图书对海派文化最大规模的一次全面展示。

    近日，丛书第一辑的六本《上海婚俗》、《上海方言》、《上海女人》、《墙·呼啸》、《海派书画——百年辉煌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经济形态》、《戏出海上——海派戏剧的前世今生》上市，文汇出版社总编辑桂国强说：“一两本介绍上海文化的书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我们计划这三四年时间出30本书，这30本书要反映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套书将采取类似于余秋雨的大散文写法，我们尽量在学者里面选择熟悉散文的专家和比较有文化含量的作家进行写作。”

    上海人是海派文化最生动、最具体、最形象的体现

    “吴侬软语伴随着上海人的亲乡情结，荡漾在那些有浓厚乡土情的上海话民歌、童谣、绕口令、顺口溜、谜语、老古闲话、文艺作品里，总是缭绕在民众的闾里巷间。”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的《上海方言》，区分了从南宋起形成的“老上海话”和在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上海城市特色的“新上海话”。

    钱乃荣教授说，大量的外来文化使上海话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如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沙发、白兰地、马路、轮船、火车、自来水等都是上海的翻译词。现在普通话的很多书面语词汇最早都是从上海报刊、上海话引入的。草根化、全民性是海派文化的特点。

    既然海派文化是群众文化的代表，那么生长在海派文化里的上海人便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上海人的婚姻是最显眼的。邓伟志、胡申生合著的《上海婚俗》，从上海传统婚俗的式微、近代婚俗变革的争论、自由恋爱的出现与发展、择偶观的嬗变、离婚与再婚等方面来介绍上海婚俗的演变及其海派文化的特色。

    谈到上海婚俗，自然绕不开上海女人。马尚龙的《上海女人》，别开生面地描述着有关上海女人的亚文化。王安忆小说《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就是上海女人的“形象大使”，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的心是上海弄堂的心。

    《上海女人》还展现着现实中的上海女人，展现着她们收拾妥当、走出弄堂时的风貌，展现着她们与这座繁华的都市融为一体时的动人情景。

    “海派文化丛书”主编李伦新说：“我认为上海人是海派文化最生动、最具体、最形象的体现，所以我让上海男人写《上海女人》，让上海女人写《上海男人》，里面就有新意。”

    “海派”起源于书画、滥觞于戏剧

    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海派书画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以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书画艺术，展现了海派书画艺术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影响。王琪森的《海派书画》列举了大量的海派书画家，分析了他们各自的艺术特征和艺术成就，探讨了沈曾植、张謇、陈三立、康有为、李瑞清等这批晚清高官、大吏们在笔墨创作、风格打造、流派传承上的杰出贡献。他们还培养、熏陶了张大千、刘海粟、徐悲鸿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书画家。

    如果说“海派”一词起源于书画，那么它就滥觞于戏剧。胡晓军、苏毅谨的《戏出海上》，将上海近现代戏剧艺术的概貌串联在一起，勾勒出海派戏剧及其各剧种、剧目、演员的印象和见解。

    在书画和戏剧之外，人们对上海的最初印象还是借助外滩的那些西式建筑来获得的。王唯铭的《墙·呼啸》一逐一还原那些带有浓厚海派文化印记的上海建筑，追逐那些建筑的百年历程及其种种让人心动的细节。

    海派文化姓“海”

    李伦新对笔者说：海派文化姓海，她是在大批来沪的移民之间、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相互影响、碰撞、磨合和融汇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八面来风”似的国内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长，上海曾被誉为“东方巴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产生了更大一波的移民潮，再次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流中心，造就了上海这个“东方明珠”。

    虽然海派文化集中于上海，但是它的辐射力却是全国性的。

    李伦新说：“我们认为海派文化姓‘海’，海派文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海派文化中的文学、电影、戏曲、书画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这四个方面有很好的传承。上海文化不一定都是海派文化，但是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中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对于海派文化的评价，需要放在不同的时期，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海派的文化的特殊性越来越明确了。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但是海派文化有弊有宝，如果能够充分地发挥它的优势，我相信中国文化的振兴就会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