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最近，北京大学教务部公布了旁听管理办法，提高了旁听的门槛。主要的意思是，今后旁听北大课程，一是要办旁听证；二是按学分收费，一门课二百元；三是办证要有单位介绍信，无业人员不办理。北大已经从11月5日起抽查证件。此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毕：各个大学不同。有的大学历来不接纳旁听生。而北京大学自蔡元培长校以来，就有向旁听生开放的传统。当时规定：“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据冯友兰回忆：“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老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周建人1919年曾经到北大去旁听哲学和社会学，听胡适讲欧洲哲学史。沈从文没考上北大，也选择了旁听。还有数学家华罗庚，乃至影响更大的政治家毛泽东，年轻时都有过到北大旁听的经历。当时也有人指责旁听制度搞得北京大学乱糟糟。蔡元培问李大钊，“你说这样办学行吗？”李大钊说，“这就叫‘胜地自来无定主，大抵山属爱山人’。”后来，学术界、教育界公认，这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好传统。今天，这个传统出现了变形的可能，当然有人要发出质疑。

    梁：如今和蔡元培时代不同了。虽然北大的规模扩大了许多，但到北大“蹭课”的人是不是更多？旁听生太多，是不是挤占了在校生的座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毕：就这件事，我问了一位北大教授。他在北大是学生最欢迎的教授之一。听他讲课的人很多，通常有三分之一不是北大学生。因为给他安排的教室比较大，在校生找不到座位的现象很少发生。我还问他，旁听生是不是干扰了课堂秩序？他说，还没遇到这种情况。当老师的，希望有人共鸣，听众越多，讲课越来情绪。

    梁：如此说来，课堂空间能够容纳，又不破坏教学秩序，对旁听生，还是不提高门槛为好。况且，旁听证收取的费用，对于大学的财政，不过杯水车薪而已，对囊中羞涩的年轻人来说，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数字。

    毕：我希望公立大学能够善待旁听生，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想法。这些来北大旁听课程的人，大多是有精神追求的人。虽然有一部分旁听生，怀着具体的目的，他们想投考北大研究生，用“蹭课”的方式，先熟悉一下导师的思路，以便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但还有一部分来这儿听课的人，纯粹是一种精神追求，而不是出于其他功利目的。不是为了学分，也不是为了学位。今天的中国，多数人忙于挣钱，还有人忙于争权，有一点空余时间，也是沉迷于物质享受，或娱乐搞笑。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计功利、一心求知的人，不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不论是其他学校的在校生还是落榜生，不论是干部还是职工，不论是市民还是农民，不论有没有固定职业，我都觉得具有高尚的一面。大学能够给这些人提供一个精神寄托的场所和归宿，是大学的光荣。哪怕给自身的管理增加一点难度，也是所得远远大于所失。

    梁：在社会各界，大学是学术资源最密集的机构，理应成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龙头。现在，全国各地一些电视台、公立图书馆，乃至一些民营书店，都千方百计举办免费学术讲座，为公众开掘获取学术信息的渠道，架设公众与学者、专家沟通对话的桥梁。相比而言，大学的条件得天独厚，教授是现成的，教室是现成的，只要把观念转变一下，把管理方式开放一点，并不需要额外增加经费开支，就能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学术文化资源。所以我希望，不是北京大学告别蔡元培的传统，而是中国有更多的大学向蔡元培的传统靠拢。正像陈平原所说：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