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昆明创库艺术主题社区的“源生坊”小剧场，16名“源生坊农民艺术团”的民间艺人为一队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旅游者演出了一台180分钟的原生态村寨歌舞《云南乡音》。演出结束，一位澳大利亚的艺术工作者说：“你们的演出很有技巧，充满美感和真实。”
这句话让“源生坊”的艺术总监刘晓津很激动：“许多人看过这台节目，但没有人用过‘技巧’这个词，他们认为村寨的歌舞没有技巧。”
如果用目前大多数旅游者的眼光来看，这台没有舞美、灯光、配器、音响的《云南乡音》肯定不是他们期待中的“原生态歌舞”，这些来自云南边远山区，脚踩泥土，手握锄头却天生能歌善舞的民间艺人，用他们日常的衣着、自制的乐器、不加雕琢的唱腔、原始自在的舞步，演绎了自己的劳作和源自远古的祈祷仪式。
“很多游客以为，那些被制造出来给游客看的旅游表演才是‘原生态’的。其实那样的‘原生态’不过是大家的一个梦想而已。”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系副教授魏美仙说。
原生态表演是被旅游工业制造出来的
2003年8月，由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担任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在国内引起轰动，作为传统文化回归的标志，它被认为是当年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事件。随后，原生态文化席卷全国，至2006年达到辉煌时期，有评论称：原生态风暴构成了2006年最炫目的少数民族文化现象。
“原生态原来是神话学的属语，后来被引入到民族学、人类学中，它是指各民族本来的、原初的、没有经过外来异化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称为原生态文化现象，包括各民族长期积累的音乐、舞蹈、建筑等，它与产生的环境密不可分，一旦离开那里的环境和土壤，发生变异，就不能称为原生态。”曾参与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策划、最早提出“原生态歌舞”理念的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范建华说：“《云南映象》之所以借用‘原生态’这3个字，一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为这台节目找一个卖点；同时也符合了现代人回归传统的寻根心态。另外，从节目本身来看，它确实也包含了很多原生态要素，没有更多的人为加工。”
《云南映象》的成功，使原生态很快走上了商业之路，它由此成为目前最诱人的旅游招牌：“原生态旅游”、“原生态歌舞”、“原生态饮食”。这些“原生态”使穿梭于异文化之间的旅游者得到了诸多满足。
“目前在国内的旅游开发中，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人们凝视的对象，旅游凝视更突出视觉性，因此，在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中，文化展演便成为一个焦点。”魏美仙说。
魏美仙在云南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漠沙镇做了3年田野调查，她发现，一些村寨的“原生态”歌舞实际是在旅游开发中重新建构的。“旅游表演看似真实，其实是不真实的，它是被制造出来给旅游者看的”。
魏美仙调查了新平县的大沐浴村，这个村居住着傣族支系花腰傣的傣雅人。由于大沐浴具有深厚的花腰傣历史文化和典型的亚热带傣家自然风光，2001年，被县政府确定为“花腰傣文化生态旅游村”，歌舞展演也作为一个旅游项目。但是，和其他一些民族村寨一样，大沐浴村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受到很多冲击，传统文化逐渐消失，传统歌舞只留存在少数艺人的记忆之中，只在一些祭祀仪式中念唱。“在旅游开发以前，村里已经没有供人看的表演艺术。”魏美仙说：“游客现在所看到的舞蹈，实际是县乡文化工作者和本地人一起根据花腰傣日常生活实践加工提炼出来的。”
于是，姑娘“拿网抓鱼去”成了舞蹈《嘎巴》，“姑娘们怎样在田间地头捕鱼”成了舞蹈《田歌》，她们拿着渔具再现的捕鱼生活成了舞蹈《农忙》，鱼篓、黄鳝篓、鸭蛋、甘蔗、鸡枞帽这些本地日常生活中的用具和物品在表演中成为了道具。过去仪式上的唱词，在旅游演出中变成了：“扫去旅途奔波和劳累，把傣家人的欢乐、祝福送给远道的客人”，“未婚青年早日找到意中人，成家者家庭和睦，事业有成”。
“尽管文艺工作者根据人们记忆对唱词、乐器、小调进行了挖掘，但老一辈村民都认为现在的鼓乐和过去的传统相去甚远。”魏美仙说。
而且为了演出方便，服饰也发生了变化，只采用了外表精美的盛装。展演服饰不再有完整性并且进行了简化：外套不穿了，只穿褂子以突出姑娘们窈窕的身姿，也为了在热带环境中更加凉快；绑腿不打了，换成了长筒丝袜。褂子为了单独穿，袖口开得小了；裙子和围腰合二为一，少了叠加的裙子和围腰；金线代替了刺绣，颜色没有了以前的丰富和层次变换，质地也单薄得多。女孩们根据时尚选择喜欢的耳饰、戒指、手镯等装饰品。展演中的服饰没有了财富、地位、角色、历史承载等诸多象征意义。“服饰的这种简化是以旅游者走马观花的审美趣味决定的。”魏美仙说。
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
“旅游者的关注唤起了当地人对自己文化新的热情，为了向游客表达自己的文化，他们需要对它做一番新的提升，展演成为了村落里一种新的文化艺术实践方式，在这些展演中，本地人不仅仅是展现的对象，同时也是文化的生产者，他们决定了自己文化的哪些部分是值得注意的和值得与其他人共享的。”云南大学出版社社长、博士生导师施惟达说：“但这大多是为了迎合游客的兴趣作出的，并非是真正的文化自觉。”
魏美仙注意到，大沐浴村所谓“传统的、真实的”表演，目的只是为了吸引旅游者，使旅游者通过一个艺术片段想象一种不同于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村民的现代生活被掩藏了起来。游客来了，他们会立刻穿上民族服装，敬酒、表演，与游客拍照，然后脱下民族服装，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他们在表演中唱传统的歌，但表演一完，全都聚在场边听流行歌。年轻人很喜欢卡拉OK，可以唱几个小时。”魏美仙说：“我曾经问过他们，是跳舞好还是种地好，他们说，差不多吧，都很累。”
令学者们深感不安的是，尽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挖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是，“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文化评论家朱大可说：“《云南映象》这个歌舞集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来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态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
《中国民族》的记者郑茜在对原生态事件的观察中看到，原生态与名牌大导的捆绑运作，会产生稳固的效益，比如“印象·刘三姐”，比如“印象丽江”。“事实证明，只需被张艺谋‘印象’一番，那个地方保准火爆。”郑茜说：“‘印象’这个原本质朴的词透出玄机与贵族气，并成功地转型成一个商业品牌。可以预测：此一案例必将吸引着更多的民族文化资源地对‘印象’品牌跃跃欲试。”
“对于这样以收取门票为旨归的巡演，我们不能指望纳西文化的质朴性能在其中得到完整维系。如果足够负责任，我们应当去看看那些赤裸着脊背走上‘印象’舞台以表现野性美的纳西汉子们，他们的家乡正在发生些什么？他们的兄弟姐妹们是不是正在没有卖出去的旅游品摊前，满腹牢骚？而他们的孩子是否哼唱着流行歌曲，对乡野文化满不在乎？”郑茜说。
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副教授汤海涛认为，“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是一个旅游大片，片上应该打上“本剧纯属商业行为，不能够完全真实反映民族生活，见谅！”的字幕。“旅游需要大片，但真正的旅游圣地是不需要大片的。马丘比丘没有大片。丽江上演丽江印象，不过是一个天生丽质的美人，认为自己涂脂抹粉更引人瞩目。却不知道自己素面朝天更吸引人。”
郑茜叹息道：“打造一个文化品牌，与保留和传承一种文化，越来越成为背道而驰的两件事，也许已经毫不相关。”
原生态游戏该结束了
“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依靠市场来维持的，而另一种却必须是要政府来扶持的。”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何明教授说：“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政府承担着很大的责任。政府要做的事和市场要做的事是不一样的。政府应该在制度上、在基础教育里为民族文化传承作出安排。这是政府的一项公共服务。”
但是，郑茜认为，这其中会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原生态文化的抢救与保护，政府的行政资源是一个支点，而市场与商业则构成了另一个看上去更具力度的支点。何况，各级政府的很多政策设计本身就寄希望于市场去实现。这样，商家摇身一变，现身为文化抢救者形象。
“但不管怎样，商家的行囊深处却藏着一个市场的体温计，他们会随时掏出来察看原生态的热度。本年度，时逢草根艺术升温加热，这才是商家找上门来的根本缘由。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市场化操作对于原生态的回馈之益，但如果相信原生态文化从此就获得了生机，那就太过轻信。假若有一天，原生态不被观众看好了，原生态不能赚钱了，市场与商家难道不会弃之如敝屣？”郑茜说。
而且，“原生态文化的舞台繁荣，并没有遏制住本土文化价值的流失。相反，大规模舞台表演的结果，只会启迪出一群人对于‘秀’的热衷。这是一个更为悲剧性的结果，我们也许会看到木讷的、心无城府的本土文化，在复杂精致的文化市场上剑走偏锋的环生险象。”郑茜说。
同时，令人担忧的还有，被包装成商品出售的只是民族原生态文化中那些可观性甚至是猎奇性的部分，而其价值内涵却无人问津，原生态一旦被从当地人的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就会走向表浅化、表演化、破碎化、空洞化。
“过去民族的歌舞不是为了吃饭，而如今民族歌舞却变成了吃饭的一部分。”诗人于坚说：“卖完了大地就来卖原生态，56个民族的原生态能卖多少次？什么是文明？把什么都卖了就是文明？像污染大地一样把原生态都污染了，我们拥有的只会是一个空虚的社会，旅游者还能上哪里去玩儿。”
面对原生态的种种险境，最早提出“原生态歌舞”理念的范建华也疾呼：“原生态游戏该结束了！”
照片：云南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大沐浴村的傣族歌舞表演
刘建华摄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