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学术文化界涌动着一种潮流：老拿历史人物说事，连历史上一些似乎已有定论的人物也遭遇了重评。就在最近，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言说：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是夺人所爱的好色之徒，唐朝的李白是“古惑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一个为大众传播媒介所覆盖的社会里，信息传播既快又远，使此类有标新立异之嫌的评说，迅速在大众中引起了争议和回应。难道历史真如胡适所说，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女孩”？

    的确，随着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思想与言论的自由空间进一步扩大，无法禁止人们对历史的阐释。美国学者贝克尔曾提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并把失去历史记忆的人，称之为失去心灵的人。恐怕没有人愿意被认为是“失去心灵的人”吧！

    但在历史频遭重评的背后，至少隐含着两层信息：首先，今人论古易，今人论今难。对于今人而言，古人早已作古，虽然也许谈不上已被盖棺论定，然不论今人怎样评说以至非议，古人只能默不作声，不会对今天的评说者作任何反驳。所以，今人论古，何其简单！但对于现在，今人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次，对古人的不同评说反映了现实中不同的利益诉求。今人论古，无法脱离自己的时代、阶级、个人等条件的限制，而往往戴着层层有色眼镜，换句话说，今人是通过现在“进入历史”的。在这一意义上，胡适之说，道出了历史解释的丰富性、多义性、主观性。

    当代文化界有一种共识，被称为“新历史主义”，其核心理念是强调历史必须为活人服务，以及历史阐述必须为现实服务。因而，历史作品和有历史感的艺术作品，要体现人文关怀，要观照今天人们的生存、情感、幸福等价值的实现。而在大众生活圈内，草根们也不甘寂寞，频频点评历史人物，其中，拙论与妙论互见，谬论与高论相呈。当代人意识到，现时的生活比以往的生活更为重要，这才有了历史观上由以往“我在历史中”到当下“历史在我中”的转变。“历史在我中”，其涵义不外是历史在我的心中，历史在我的解释中，也可以视为对那个古老的问题——历史是什么的回答。

    然而，作为人文学者，基于其特殊的地位和角色，在面向公众评说历史时并不能随意、随兴、随情言说历史。因为面向公众的历史评价是在传播历史意识，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心，而意识形态事关社会的集体信仰，不可以儿戏对待之，尤其是对关乎社会核心价值的历史问题。这样说，还有一个理由：人文学者的某些论断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

    以“孔子是丧家狗”为例，更准确的历史事实应是，孔子与其弟子为宣传他们的政治思想，四处碰壁，一度受困于陈蔡之间，以至七日绝粮，因而孔子以“丧家之犬”而自嘲。但孔子并非是因碰壁而丧失精神信仰之人。相反，虽有流亡，虽有碰壁，但矢志不移，一以贯之！笔者认为，虽然“历史在我中”成立，但历史解释应结合历史语境，尽可能揭示历史的丰富信息，以免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