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不久前，今日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名为“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的美术展览。展出了艾未未、包泡、薄云、陈延生、何宝森、黄锐、李爽、马德升、毛栗子、曲磊磊、邵飞、宋红、王克平、尹光中、严力、杨益平、赵刚等人1985年以前的100多件油画、水墨、版画、雕塑作品。我是美术的门外汉，但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变迁一直很关注，赶去看了一次，还见到一些历史的当事人，感慨颇多。

    毕：在当代中国，不论美术史，还是文化史，星星画展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页。回想1979年的秋天，当时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第三届全国美展，黄锐、马德升这些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居然在美术馆墙外花园栅栏上挂出了自己的美术作品，吸引了很多人参观。有人评价，外边的作品比里边的作品更精彩。3天后，外边的展览以影响公共秩序为由被叫停，成为中外关注的新闻事件。后来，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等出面协调，星星画展终于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展出。第二年8月，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支持下，第二届“星星美展”进了中国美术馆，观众如潮，轰动一时。以星星为原点，中国美术创作的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一元走向多元，新潮流从配角一步步成了主角。

    梁：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大变动的年代。政治经济领域，是改革开放的启动。文化艺术领域，是新潮流破土而出。回头来看，开创艺术新潮流的，不是那些名高位尊的老辈艺术家，而是一些专业圈外的年轻人。发起星星画会的黄锐、马德升，当时是北京的青年工人；创办《今天》的北岛、芒克，也是北京的青年工人。四月影会的发起人，不是摄影界的专业人士，而是四五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潮流的开创者，与他们在野而非在朝的身份分不开。不论是文学、美术，还是摄影，原来的专业团体和专业人士，经过历次运动的洗礼，在“齿轮和螺丝钉”的轨道上运转得太久了，稍微越出雷池一小步，都要拿出太大的勇气。学院里有创新的萌动，一下子也占不到主流。圈子以外的年轻人，什么包袱都没有，也不屑于对原有的格局作小幅调整，而是要闯出一条全新的路。面对现实，他们不想遮遮掩掩、吞吞吐吐；选择技法，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地从国外拿来。由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开启转折时代的新篇章，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例子。

    毕：从艺术技巧的训练来说，这些专业圈外的业余艺术家并不占优。支撑他们创作的物质条件也很简陋。重新看他们当年的作品，明显参差不齐。但那种直面现实的真诚，挑战成规的锐气，却是体制内艺术家所不具备的。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成了名家和权威，又轮到别人向他们挑战了。

    梁：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狂飙突进的时代。艺术和权力，艺术和市场，都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复杂格局。不甘平庸、志存高远的艺术家，既要面对来自权力的诱惑，也要面对来自金钱的诱惑，保持创新的锐气，其实更不容易，无论文化积累，还是精神境界，都有更高的要求。一时的冲动，已经不足以推动真正的创造。让我惊喜的是，就在星星画会回顾展和观众见面的同时，在今日美术馆还看到了另一个有分量的画展：中国人民大学徐唯辛教授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这组大型油画素描人像共六十余幅，既有国人十分熟悉和不该遗忘的政治人物，也有历史学家尚未关注的普通百姓。黑白两色，浓缩了当代中国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画家不但在艺术上十分娴熟，而且表达了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和星星的风格相比，躁动变为冷峻，尖锐变为含蓄，热烈变为沉郁。但内在的文化精神，二者又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一种承担历史责任的大气。

    毕：徐唯辛的画展，发人深思，也令人感动。但它的展出过程却波澜不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今日美术馆，作为一家公益文化场所，能够同时推出两个如此有分量的展览，真是可喜可贺。

    梁：艺术固然有社会功能，但艺术绝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洪水猛兽。对艺术家的创新，保持宽容的心态，营建宽松的氛围，是社会管理者成熟的表现，是有自信心的表现。今天的青年观众，已经很难理解，像星星画会那些作品当年居然能激起轩然大波。时过境迁，当年曾经的防范的确是过虑了。昨天的新潮，已经成为今天的常态。新旧碰撞已经归于平淡。历史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