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以民为本、保持平衡及可持续增长、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英国外交大臣，我对胡主席的提议非常赞同。在英国，戈登·布朗新政府也在致力于寻求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性，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相同之处，这为进一步加强中英关系提供了明显的机遇。

    中英两国的友谊具有坚实的基础。1950年，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今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周年，我们在此表示祝贺，这也是我们重新界定两国关系本质的时刻。自1977年以来，我们两国的交流大为增长——不仅是双边交流，也包括我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分享权益及承担责任时进行的多边交流。

    在中国提出新的发展观点之际，英国已为将来进一步的合作伙伴关系作好了准备。英国全球领先的金融行业可以帮助中国发展养老基金及保险基金，从而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福利系统，此外还可帮助中国发展金融市场，并投资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中英两国的大学可以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英国创意及零售行业可以帮助中国同行满足日益繁荣的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及渴望；我们两国的研究机构及科研人员可以合作开发用于生产创新产品的技术，例如，应对环境方面的挑战。在所有这些方面，我都看到了显著的共同利益。

    这种伙伴关系应超越我们自身的界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表明了全球化进程正在改变着国际政治。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仅使4亿多中国人摆脱贫困，还为欧洲、北美甚至非洲的经济带来显著变化。昨天，我对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先生说，我坚信中英两国应该加强合作关系，从而应对未来的国际挑战。无论是防止及解决冲突、改革主要国际机构，还是处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双方的合作都将使成功的几率大增。

    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扮演的角色显示了其寻求核武器不扩散解决方案的意愿，我对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发挥的主导作用表示赞赏。我们在伊朗问题上需要取得类似进展。

    我们必须同心协力解决冲突。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部署有2000名维和人员。在非洲，中国的活动其实可以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可发挥其他重要作用，如为达尔富尔问题提供政治解决方案。我希望加强双方合作，从而在达尔富尔乃至整个非洲地区推行良好政治体制及可持续发展。

    也许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在科技及燃料方面的投资决策对世界稳定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至关重要。我不认为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与追求经济增长相悖。相反，我希望和中国合作，寻求建立低碳排放、同时经济保持高增长的解决方案。上个月英国参与了在北京启动的中欧近零排放煤炭项目，该项目将为发电站中的碳捕获及碳存储寻求商业上可行的解决方案。本周在巴厘岛举行的“后京都议定书”框架讨论会上，中国方面表现积极。

    正如我对杨外长所说的，为使所有这些目标成为现实，我们需要在互相尊重和开放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真诚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问题上和中国合作。我的观点是政治改革及人权问题不应从我们的对话中排除，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在西方世界中的形象有根本性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符合我们双方利益。

    我坚信，关于中国是参与国际合作还是固步自封的争论已成为历史。中国在过去30年间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及不断对外开放的历程，已为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英国政府欢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对国际社会的不断融入，我们希望中国成功，因为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