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韩愈在其所著的《师说》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学而知之、尊师重教，一直是先人们沿袭了几千年推崇备至之道，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凝聚而成的结晶。老师，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伟人毛泽东曾把“导师”比作为“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叫徐锦文。他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又是我的班主任。他写的毛笔字和钢笔字，诚如他的名字一样漂亮；而他写的文章，又诚如他的名字一样，有锦上添花之美。我念书的小字叫“十里小学”，方圆十里的范围，绝无仅有的一所小学，故名之。那是1962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的困难时期，农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已经7岁了，于是开始上学念书开蒙了。在徐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我对读书已发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别兴趣。语文从识拼音开始到写字念字，算术从勾手指到数数到加减乘除，画画则画人画树画房子，每天上学时背着一个破书包，拿着几根劣质铅笔，散发着油墨馨香的新书发下来封面用薄薄的谱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生怕玷污了似的。这些，我都是兴趣盎然。从小学到高小，我的成绩一直是出类拔萃名列前茅。考试的时候，语文算术多数为满分，有时考试不小心得个99分心里都会不舒服。徐老师很欣赏我，见我对写作文感兴趣，便将他珍藏的一本《小学生作文选优》借给我。一次作文时，徐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叫《上学的路上》，让我们学生写一篇记叙文。我结合自己的感受和观察，将小溪流堤上的岸柳，石拱桥下哗啦啦流淌的河水，水渠里鱼儿嬉戏，田野上牧童骑于牛背上含叶吹奏等情节描绘了一番，一篇短短的千字文瞬间跃然于纸上。作文交上去以后，徐老师啧啧称赞，当场在课堂上以抑扬顿挫的语气将我的作文朗诵了一番，几天后又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贴在了学校的专栏上。　

　　“文革”开始的时候，徐老师常领着我去校长那里背毛主席语录。一次，我竟将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一字不漏的背了下来，为此我还得过奖呢。记得我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教室紧张，便和高年级班组成了复式班，老师讲课两边各一半，这边做作业，那边就讲课。当时，我很好奇，高年级讲课我也分心张开耳朵认真听，以至于把他们的课程也听懂了。我课桌左边的同学是高年级，他的作业做不出，我就指点着告诉他。他看我比他还懂，前去徐老师那里问究竟。徐老师笑着说，这叫“一心二用”，但不提倡。那时学校不准“跳级”，否则，我真想坐到高年级那边去。

　　那时，我的心比天高。一会儿想长大后当科学家，当飞行员；一会儿又想当画家，当桥梁工程师，还想当写大本大本小说的作家。利用业余时间，点着煤油灯，我翻阅了无数的连环画小人书。我还悄悄的读完了《林海雪原》、《绿竹村风云》、《平原枪声》等大部头小说。

　　高小毕业要升初中了，徐老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你有写作的天赋，但要好好的把握住自己。不管你今后的道路顺畅与否，只要你认准了路，且一直坚持走下去，那是一定会有收获的。”　

　　离别徐老师后，我一直怀揣着他这句话，进入了初中，又迈进了高中，又跨入了军营，乃至来到后来的都市工作。就是徐老师那句语重心长的挚语，一直受用至今。它让我在部队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打下了比较好的文字功底，退伍回到农村两年后又考上了公社干部，当上了不离土不离乡的“乡官”。若干年后，我进入了“写作圈子”，调到了新闻部门工作。这些年，我笔耕不辍，在市、省、中央级报刊杂志上每年都有几十篇稿件被采用，多篇征文获奖，创作出了多部中、长篇小说。这辈子对于我来说，虽然专业作家没当上，但“业余作家”的“头衔”也让我心里乐滋滋的。

　　说到底，我的写作生涯走到现今这步，真得感谢恩师徐锦文。没有他那番在我小学毕业时的鼓励话语，我的现在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儿。　

　　中青在线专稿（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