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工作久了，会让人的心肠变得坚硬。各种灾难的消息不绝于耳，记者们已经麻木了。但是，死亡，在任何时候，都令人动容。

    近几年，采矿业事故频发。采矿，是一个“允许死人的行业”，百万吨煤的死亡人数是有标准的，伤亡赔偿也于法有据。在这里，人的生命是有明码标价的。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死亡，仍有人选择下井，本身就是一件悲剧。更可悲的是，本可避免的矿难一再发生，一条条生命消逝，让煤炭沾上了斑斑血迹。李毅中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50倍。这促使我们探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违规采矿屡禁不止？

    我的回答是，这是煤矿的所有权被模糊导致的。

    可能有人会联想到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明确煤老板对煤矿的产权，延长产权期限，甚至给予永久性产权，给煤老板一个明确的预期，他就会比监管者更小心谨慎，改善生产条件，降低矿难发生的概率。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甚至可以说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诞无稽的理论。

    矿难的根源恰恰在于将属于国家所有、全民所有的煤矿的产权给了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不同而改变。”

    计划经济时代，煤矿均是国有企业，通过审批无偿获得采矿权，而煤炭由国家统一调配，这样煤炭的价值就转化为公有财产的积累了。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采出更多的煤，允许集体和个人进入采矿，甚至一度提出“有水快流”的口号。集体和个人开采煤矿，仍然是通过审批无偿获得采矿权，表面上与过去一样，但本质天差地别，采煤的收益从全民所有变成了进入个人腰包。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集体和个人开办小煤窑的时候，中央就组织过论证会，当时就提出给山西5到10年的时间，小煤窑经过积累会自动实现现代化开采，跟煤炭相关的下游产业也会发展起来等假设。但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看到了。

    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采煤，本身并不错，但不能把煤炭的所有权送给私人。煤老板组织人力物力，把煤从地下挖出来，应该赚的只是个搬运费，结果却变成挖出的煤就是他自己的了。这就导致了旷古未有的暴利，据报道，几家民营公司2001年年底出资3750万元参股山西沁水县国有煤炭企业，获75％的股权，到2004年年底，这些家民营企业按股权累计分红3．7亿元，年收益率超过了300％。

    另有报道说，这几家企业事实上只出了375万元，余下的3300多万元是在合资企业经营了4个多月以后才支付的，而这4个月内其利润所得已经超过了5000万元，用来支付投资绰绰有余。如果投资额以375万元计，那么年收益率就超过3000％了！至于那些非法开采的煤矿，暴利程度就要靠各位发挥想象力了。

    采煤属于特殊行业，对进入者的资质要求很高，无偿获得采矿权就使得众多根本不具实力的私人资本得以进入。暴利又让这些煤老板有财力通过行贿获得审批、逃避监管，而那些非法矿主更是不在乎出事，就算出了事，用来打点的钱不过是超额所得的九牛一毛。巨大的获利空间奠定了官煤勾结草菅人命的社会基础，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于幼军到山西任省长后，在各种会议上询问山西到底有多少非法煤矿，得不到一个回答，直到把国土资源厅厅长和煤炭安全生产监督局局长叫来，下了死命令要在一个月内搞清全省到底有多少非法煤矿，才最终得到了有4000多个的报告。

    2006年2月，山西实行采矿权有偿使用，全省煤矿一律按其储量及煤炭质量收取不同的采矿权价款，按省、市、县3∶2∶5的比例分配,并规定了不同煤种的价款标准，如焦煤、肥煤按每吨3．80元收取，无烟煤按每吨3．30元收取等。但是随着能源的紧张，2006年年底山西的原煤价格都在每吨300元以上了，而且还在上涨中。收取采矿费并不能改变采煤的暴利格局，官煤勾结的基础就还坚固地存在。不要忘了，马克思早就说过，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就有人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一面是令人咋舌的暴利的诱惑，一面指望有效监管、减少矿难，岂非痴人说梦？

    煤炭行业确实需要重新明确产权问题：开采属于全民的煤，所得必须归全民所有，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用于全民性事业。必须将煤炭实现的利润从私人的手里夺回来，使采矿业的利润回归社会平均利润，让煤老板没有财力用于行贿和摆平矿难。

    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阶段，采煤业需要回到国家专营的模式，保证成本投入，保证安全生产条件。唯如此，才能打掉官煤勾结的利益基础，让看不到阳光的矿井重新在光明下开采，让煤少一点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