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奶奶去世了，高寿95岁。

    她是我奶奶的姐姐，一直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为了和奶奶区别开，我们孙辈喊她乡下奶奶，因为她是从乡下老家来上海的。

    二伯偶尔对此略有不满：“奶奶就奶奶，为什么要加上‘乡下’？”他说完就完了。谁也不会改口，其他的大人们也不正经八百地纠正孩子，仿佛从来如此，也就自然。她还继续“乡下”，继续“奶奶”。

    从我记得她起，她就是一位暮年老人，区别只不过是从能够自理到要完全依靠别人。关于她的记忆，也好像这篇叙事一样，是零零碎碎、无关紧要的。她总是长长久久地活着，糊糊涂涂的，怀负着最朴素的价值判断和喜怒哀乐。有一次大家逗她，问她，如果活到了100岁的时候，电视台来采访她，她怎么说，她认真地答：“我纯靠吃饭。”

    大三的夏天，我在爷爷家挑灯夜读，她一反常态地不早睡，而是一直在我身边摇着扇子，反反复复念叨着：“你在读书啊？”我答是。她摸着我那本《投资学》道：“好厚的书啊。读书好是好，幸苦，哦？”就这样来来回回问答了半个小时，我开始怀疑她是在陪我：“阿娘，你是不是在等我？”她就不好意思地笑。她不好意思的时候带着一点儿旧式人物的尴尬，又有乡间老妇的古老格式。我也对着她笑：“不用陪的。”她便笑着起身：“我睡觉了哦，读书辛苦，哦？”之后父亲和我说，过去他夜读，她也总是忧心忡忡，不断催其早睡。我猜想，在她年老的视野里，读书仍旧是伤身的，只是她再没有能力发表这种担忧了。

    我出国之前请全家吃饭，她一直没有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出门的时候问：“今朝是啥事体啊？”上车的时候问“今朝是啥事体啊？”落座的时候问“今朝是啥事体啊？”举筷的时候问“今朝是啥事体啊？”我拿着酒杯向她郑重告别的时候，还是问“今朝是啥事体啊？”二伯替我回答说是因为某某要去美国了。她一听顿时流泪：“去那么远啊？罪过哦。”酒过三巡，意兴阑珊，各自回家，我扶她起身，她拉着我，疑惑道：“今朝是啥事体啊？”

    你以为她糊涂了，她又清醒着。二伯和她最亲，常常坐在她身边笑着像对一个孩子抚摸她稀稀落落的头发。她向来对着这样不分尊卑的行为毫无异议。有一天家族在外聚餐，二伯扶着她上车，提示着她“抬脚”之类，可是她已经90多岁了，哪有那么容易呢？总算上了车，二伯心满意足地摸着她的头说：“乖啦！”她唬着脸说：“这言话怎么可以这么说！”算是对二伯的没大没小抗议了一次。等二伯再次摸着她的头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的眼睛又湮没在一片寂寞的糊涂里了。

    我生得晚，没有睡过她脚边，没有听她说过任何道理，没有吃过她连夜赶制的鱼干。我不是我哥哥的弟弟，也不是我弟弟的哥哥，也不讨喜，她谈不上喜欢我；她没有和我们一块儿住，没有带大我，我谈不上爱她。这是实话。正如我从美国回来，她还是那样默默注视我，好像我从来没出国，现在也不是还乡，又好像我从来没有每周几次地坐在她旁边吃饭。我下意识里认为，她会一直这样存在下去。永远停止的死与生机勃勃的活都和她没有什么关系。听说她去世的时候，我愣了愣，忽然想到鲁迅说的“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我总觉得她是一个最幸运的不幸者。目不识丁，青年守寡，继而丧子，算是没有了任何指望，偏偏活得长久，完完整整地承受了整个人生的不幸。至于后来，则日益糊涂，事事倚人，尊严渐丧。可是在这一个世纪里，她差不多始终有家人，有儿女，有孙子，有信仰，有欢欣，有胃口，有人养老，有人送终，有人惦记，有人心疼。李敖说“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她还硬硬朗朗。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但听小姑姑说，她去世的早上，他们去看她，她的样子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没装假牙，嘴照常张开着，小姑姑上前喊一声“嫫嫫”，替她阖上嘴——几个小时已经过去，她的嘴还是热的，软的。她走得很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