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路(1920~2002)广西全州人,翻译家,编辑。

    在蒋路70岁生日那天，他曾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生日礼物——一张由15个同事集体签名的生日卡片，上面写道：“是您使我们懂得了出版工作的意义，是您教我们懂得了编辑的责任。”

    其实，无论是在蒋路日常的工作中，或是日后人们口耳相传的关于他的故事里，都很难找到类似于“意义”、“责任”这种“宏大叙述”的痕迹，更多的，则是一些旁人看来极其琐碎的小事和细节。

    上世纪80年代，蒋路曾编辑过一套数十万字的《欧洲文学史》。这套书的作者们见了蒋路修改后的小样，竟“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整部书稿被改得密密麻麻，所有的史实都已核实订正，结构欠合理之处，也被重新调整，甚至，有些段落几乎是完全重写。

    于是，作者们一致认为，蒋路先生做的，已经不止是编辑工作，还参与了写作，应该请他署名。可这个再合理不过的要求，却被蒋路断然谢绝。

    类似的故事不止发生过一次。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的译本。此书是周扬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因为蒋路的俄文功底极好，周扬便请他根据俄译本校订一遍。周扬对校订本非常满意，把蒋路作为译者，写到自己名字后面，却被他毫不犹豫地划掉了，周扬又在译后记里提到蒋路的名字，还是被他一笔划掉。

    接触过蒋路的同事们说，其实，“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的传统，在蒋先生心中是稀松平常之事，因为一个编辑，本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所以，有人评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编辑室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上，曾有过那样一个“难忘而不可复制”的“蒋路时代”。

    蒋路永远是外编室上班最早的编辑。他那间狭小的、夏晒冬寒的办公室，在出版社那座灰色小楼四层的最西头。每天早晨，同事们一上班就会看见，蒋路已坐在办公桌前，边啃烧饼边看稿子。

    面前的稿子，蒋路总是从头到尾，逐页加以审核和修改。为了表示对原作者的尊重，他审稿的时候，从不用红笔或是其他有色水笔，也从不在原稿上画线和打叉，而是用淡色细芯铅笔，在疑难和不妥处打上问号，把修改意见写在草率和文理不通的字句边上，让作者自己处理。

    在人文社那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蒋路也是最为用功的编辑。他经常到资料室借书，多是大部头的工具书，和多卷集的百科类辞书。他对资料室里的书如数家珍，每本书放在哪一排书架的什么位置，都了如指掌。每次来，都是自己搬着三四米高的梯子，爬上爬下，一直到他去世前半个月。

    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为了求证书稿中一则典故或者一条注释，他经常带一瓶水，几片面包，从北京东边的住处，坐上几十里地公共汽车，跑到最西头的国家图书馆去，一待就是一天。

    与蒋路相识、共事近40年的诗人绿原说：“蒋路的知识水平和文字功力，是一般的作者根本望尘莫及的。”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蒋路就已是知名的翻译家和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他的文笔“简约隽永”，很多翻译家在刚起步的时候，都把蒋路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学》作为“学习的范本”。在那个苏俄文学流行的年代里，代表着俄罗斯美丽女性形象的译名“索菲亚”，也是蒋路根据“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创作的。

    蒋路的妻子凌芝回忆，为了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蒋路整整准备了9年时间。在翻译了数十篇、二三十万字的俄国和苏联时期的文艺理论著作和小说后，才开始动笔。《怎么办？》从1950年出版后,到90年代再版4次,蒋路也修订了4次，而且，“如果他还在世，他还会不断修改下去。”

    曾有记者问蒋路，为了当编辑，影响了自己的翻译创作事业，会不会很遗憾？蒋路回答道：“我虽然少翻译一两本书，可读者却看到了更多的书。”

    2002年12月，蒋路那双“在眼镜片后闪动着的、有着微微笑意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在他逝世后的一次纪念座谈会上，一位发言的翻译家竟泣不成声，因为他看到，蒋路的离世，“意味着一个出版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