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驻守在这里的人们，用近乎原始的耕作方式获取食物，本来就够难熬的了，无奈还有庄稼的天敌更让人挠心。当主要作物玉米、山药蛋只有五、六成成熟时，夜晚成群的山猪、獾子就从深山老林窜下来糟蹋庄稼。獾子还不太可怕，它体形小，吃得少，还有一个很好的偷吃习惯，就是一穗玉米不吃完，不害下一穗。山猪危害可就大了，常常是举家出动，一路雄风，一入玉米地左一口，右一口，拨拉一大片，撞开一条路。那些小山猪，更是惊喜活跃，乱蹿乱啃，一会儿工夫，玉米倒的倒，伤的伤就是一大片。要是进了山药地，山猪的嘴又尖又硬，把嘴伸进土里，象犁地一样，一边吃，一边走。一听到有动静，老山猪一哼，众山猪呼啸而去，留下一片狼藉。那时候是集体化，要是现在一家几亩地，一不留神，可就要绝收了。

　　夜幕降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偏远山村还几乎没有电的概念，不大工夫，田野、山峰、村庄由暗转黑。以至伸手不见五指。这道天然屏障，恰是农作物天敌肆虐的庇护神。忙碌了一天的山民，匆匆吃了晚饭，就提上锣，举上火把或提上纸罩的煤油灯，很快进入到驱赶野猪的阵地－－庵子里。捎路就吆喝呼喊几声，以便蠢蠢欲动的野猪收敛其不法行为。

　　庵子，现在想起来还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先在山坡视野宽阔的地片上，整平一小块地，用石块立几道埂，用泥糊结实。然后用石片盖上顶，再用泥摸平，前边作一个烧柴禾的炉子，后边起一截烟囱。埂与埂之间是过火走烟的地方。这样做成一个类似土坑的地基。再从山上砍下树，树干顶部交叉，底部叉开形成一个底部与地基平面一样宽，顶部尖尖的“人”字形框架，在这个框架的两侧、后部用细枝条封好再摸上草泥，庵子就建成了。村里年轻后生整个秋天都在这里过夜，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我却把这里当成了乐园。特别是在庵子里和年轻人凑到一起看山猪、烧玉米、烧山药蛋。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拿上一本借来的书，在庵子里那如豆的灯光下读啊读。这样既省了家里人唠叨也省了家里的煤油。

　　十三、四岁的我，往往等不到兄长们来到庵子里就向家人打个招呼先去了。一会工夫静静的山间小路上就有了灯火，有了相互吆喝的声音，偶尔有一两下铜锣的叮铛声，我高兴地瞅着远处，叫唤着兄长的名字“贵生哥”－－等他们接上声时，我简直就心花怒放了，那可是真正的开心。回想几十年确实也有值得开心的事，但实在没有那时开心。

　　先是生火，再就是烧玉米，烧山药蛋。这是生产队长特许的，大概也是对守夜人的“报酬”吧。我去了，不但混了一份“报酬”，兄长们还十分乐意我的参与。我只要从地里扳回几穗不老不嫩的玉米，拔两株山药蛋，把上衣襟撩起兜回来就行了。他们会连着皮不断转动，把玉米烤得不生不焦、十分香甜。烧山药蛋就麻烦一些，要待火无烟，成木炭后，把不大不小的几个埋在木炭火里等待，我着急等不上，贵生哥说，心急了烧不熟，味道出不来。等他把木炭来回移动两遍，山药就出炉了，用手一捏软溜溜的，一扒皮白生生的，一股清香就弥漫开来，让你吃了还想吃。我们举着山药蛋边吃边笑，要是有响动，他们几个就扔下山药，站起来高喊，猛敲锣，我也跟着叫喊，远处的庵子里也有人喊叫，敲锣或敲盆，一刹那像是山沟里起了原始的音乐会。大家的意思显然是要把野猪吓跑，而我心里很矛盾，既想赶跑山猪，又想近距离见一次山猪。当然，每年秋天还是能吃到山猪肉的，可是我一次也没赶上打山猪的场面。有几次是年轻英俊的兄长刘俊生用土枪打死的，大家羡慕的不得了，而我就干脆把他当英雄看。

　　前半夜，篝火闪闪，人声不断，隐藏在山林中的野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往往是后半夜，垂涎欲滴的野猪、獾子成群下山觅食，守夜的年轻人必须保持警惕。生产队规定山猪刚进地里被赶走，工分全记，要是睡过了，没发现，被糟蹋了一大片就要罚工分的。他们欢迎我住庵子的原因，是我后半夜还坚持在如豆的灯下看书，一听到噼哩啪啦的响声就叫醒他们敲锣、追赶，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

　　儿时不知世事艰。现在回顾起来，深深感悟到乡亲们那种大山般的力量和情怀，他们的追求是那样的执着。事实上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此同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在漫长的螺旋式发展中实现了。他们不懈地追求才造就了今天更高意义上的和谐啊！而我呢，经受了多少磨砺，还一直向往着大山的沉静与淡雅。山野间林木、小溪、野花、野草为我人生抹上的底色永远也洗不掉。要不，直至今天我怎么能时不时地品味出烧玉米、烧山药蛋那醇香而悠远的味道？

　　中青在线专稿（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