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那五》、《烟壶》等一系列“京味”小说闻名全国的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邓友梅先生，是我开始文学创作时未曾谋面的老师。25年前，我有幸得到了他的几次教诲，事隔多年，一直记忆犹新。

　　那是1979年夏天的事了。那年我才16岁，初中刚毕业，等待升高中。暑假闲着无事，并在同学处借来了新出的短篇小说集《重放的鲜花》看起来，其中邓友梅所写的《在悬崖上》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一口气看了三四遍，深为其中的故事所感染，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滋味。于是，我尝试地将它改编成一个电影剧本，并寄到了复刊不久的《电影创作》编辑部。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创作》编辑部将稿退回，并附了一封信，说由于剧本是根据他人作品改编的，而改编本必须征得原作者同意后方可采用。这真如当头一盆冷水，把我的热情一下子浇熄了。我真想不到初次学写东西，一下子就碰上了这件麻烦事，。我望着手中厚沓沓的三四万字的电影剧本，真想把它撕掉，但却又有点舍不得，它毕竟凝具了我一个多月的心血啊！可是，邓友梅同志是当代著名作家，我与他素昧平生，毫不相识，以我这样一个才学写作的中学生去改编他的小说他能同意吗？我犹豫了好久。最后，我终于鼓起了勇气。

　　半个月后，一封落款印着“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信寄到了我的手中。我拆开一看，原来是邓友梅同志写的。邓友梅同志在信中告诉我：“这篇小说是五十年代写的，不适宜改编成电影剧本，上影厂曾约我改过，我都没同意（邓友梅同志1957年因这篇小说打成了”右派“，直到1978年才平反复出，故当时他的心里还是有所顾虑的。而作为一个中学生的我，当时是无法理解这一政治现象的）。所以，我也希望你不要去改它，你的小说待有空后再寄给你。”尽管邓友梅同志没有同意改编，但他却在百忙之中将我写的小说习作留下看看，这对我是一件多么鼓舞的事啊！隔了八九天，我又收到了邓友梅同志的来信，“小说稿读过，和电影剧本一并寄回。你在写你不了解的生活，你对现代的你所熟悉的生活没有去研究，却写了个老故事，三十年代就被人写过无数遍的东西。你应当认真研究一下当前的生活，多读一点好的文艺作品，凭空虚构或是从别人的作品中找灵感和题材，不容易出成绩。我认为你当前不是急着要写许多东西的时候，而是多读、多理解生活的时候。”

　　在这封信里，邓友梅同志对我提出了学习写作的正确方法，在生活、读书上要多多积累，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能胡编瞎造，写自已不熟悉的东西。这封信我一口气看了五六遍，想不到一个著名作家竟会在繁忙的写作、出访过程中（我与邓友梅同志交往的1979至1981年，正是他复出后最旺盛的写作黄金时期，他的《那五》等几篇中短篇小说连续获得78、79年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第一、第二届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等许多大奖，并出访日本、欧洲等国家）挤出时间看我的十分幼稚的习作，并给我写下这些发自肺腑的衷言。从这以后，我按照邓友梅同志告诚的要求，认真生活、读书、写作，每有小说写成都寄给他指正，他都能在百忙之中及时回信，向我提出一些习作中的问题，使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几次来信虽都是片言只语，却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勇气，每次回味都是一次受益，它激励着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不停地跋涉着，不怕挫折和失败。这些年来，我能在全国一百多家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书评等各类文章六百多篇，如果没有当初邓友梅同志的教诲，没有这些信对我的激励，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至今日，我与邓友梅同志仍末见过一面，但每当我举笔写作时，他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为我指引着文学为与人生的道路，使我能够向着终点一步一步坚实地走下去。

　　中青在线专稿（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