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张贺卡，不论是在西双版纳傣族寨子插队落户，还是在北京部队报社里当编辑，我都把它嵌在化纤玻璃面的小画夹里，置放于案头。这张贺卡，上方是一只和平鸽，下方是一支冲锋枪，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最常见、而今最能勾起人们对那个年代亲切回忆的图画。背面是一行蓝色的钢笔字：“越是艰难，越要坚毅”。图画和钢笔字都有些褪色了，但在我的心中永远灿如阳光。

　　4０多年前，我在滇南老家石屏县郑营村小学就读。那时办大食堂，全村200多户人家1000多人就两个灶，连稀饭也喝不饱，日子够艰难的。秋后的一天下午，我们五六个饥肠漉漉的同学到村后的山洼里，用棍子在已收获的红薯地里刨呀刨，刨出一根根比拇指稍粗的红薯头。我们拣来树枝干草，点燃火烧得皮糊心黄，可香了！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我忽然后怕起来－－我是五年级班的班长，过去从没逃过学，昨天怎么逃学了呢？我心里像揣着只兔子，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第一节是语文课，张老师的笑意依旧像往常那样暖人，我庆幸这事过去了。谁知半节课后，张老师合上课本，黝黑、瘦削的脸上现出激动的神情：“过去你们要我讲抗美援朝的故事，我讲得很少，今天利用这时间，给大家讲讲邱少云。”

　　张老师叫张志良，是离郑营村不到两公里的张本寨人，一年前从部队转业来学校当老师，中等身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他曾是志愿军的排长，立过功，负过伤，有人甚至说就是在邱少云牺牲的那次战斗里负伤的。我们问他，他总是淡淡一笑，不作回答。

　　那几年，许多人家不让孩子上学了。其实，即使上学，用于学习的时间也很少。师生们不是被安排到矿山挑矿石，就是到村边的田地里薅秧、施肥。张老师可着急了，每天放学后，就忙着往学生家里跑，逐家逐户讲呀讲，要大家莫为眼前的难处误了孩子一辈子。他还劝说校长多安排时间用以上课。这样一来，我们五年级班的49个学生，竟没有一个辍学的。

　　这时，张老师讲到邱少云牺牲的情景了。他语调缓重，讲不下去了。有几个同学跟着抹起了眼泪。我觉得他是在讲故事，又不仅仅是讲故事，脸上一阵阵发热，低下了头。

　　课后，我红着脸找到张老师，想向他当面认错，可是话没说出口，泪水先流出来了。张老师抚摩着我的头，眼眶也湿润了。

　　没过多久，上级通知全县小学统考，张老师组织我们复习了好几天。考的头一天，不知他从哪能里弄来几斤大米，还有一堆红薯，熬了一锅红薯稀饭，让我们每个学生都饱饱地吃了一顿。这次全县上百所小学统考，我们郑营小学五年级班的成绩仅次于县城小学，排名第二。这学期期末考，我的七门功课都在95分以上，张老师把优秀学生的名字写上红纸，贴在教室门口，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

　　五年级的暑假期间，在墨江县政府工作的父亲给我办妥了转学关系。离家的头一天，我到学校去找张老师，敲了一阵宿舍门，没人应。我踮着脚从玻璃窗往里看，见张老师床头贴着一张小画片，上方是一只和平鸽，下方是一支冲锋枪。天快黑了，到村前小湖里觅食的白鹭鸶嘎嘎地叫着，飞回校园高大的桉树上寻巢过夜。头发花白的老校工见我依旧坐在石阶上，走过来问明情况，告诉我张老师到县城看病了。

　　离家后的第一个元旦，在墨江县城小学上六年级的我，意外地收到寄自家乡小学的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张老师贴在床头的那张画片－－张老师把它当贺卡给我寄来了。贺卡的背面，是一行我很熟悉的张老师的仿宋字：“越是艰难，越要坚毅”。那行字仿佛一道阳光，使我心里透亮。我当天即给张老师写了信。然而，一直没有接到回信，不知他收到没有。半年后，我从同学来信中，得知张老师病逝了，学生、家长们把他安葬在村后松柏掩荫的山坡上。我捧起张老师送给我的贺卡，泪水一滴滴落在上面。

　　40多年过去了。我高中毕业后插过队，后来当了兵，从南疆边陲到了北京。不管到哪里，我都把这张贺卡带在身边。记得在西双版纳插队落户时，每天下田干活，从太阳还没出山干到太阳落坡，风吹雨打，还吃不饱肚子。可是，一看到张老师送我的贺卡，就觉得有一种力量、一种希望。在我们“知青户”里，我体质差，挣的工分却不少。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坚持复习中学时的功课，练习写作。

　　40多年了，我一直未能去凭吊张老师，也不知该怎样报答我的母校。去年得知郑营小学要举行建校百年庆祝活动，我将随同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欧洲后写成、出版的散文集《欧罗巴秋韵》、歌颂革命前辈的长篇叙事诗《西柏坡交响曲》寄给母校，还寄了部分稿费，希望能为母校建设起点作用。我想，九泉之下的张老师要知道这一切，会很高兴的。

　　身着泛白军装的张老师，总会不时微笑着跃入我的脑海；而他送给我的贺卡，总像阳光那样鲜亮地照在我的心上！

　　中青在线专稿（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