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军人把驻地，官员将任所常常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样，我把当年插队的地方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这恐怕是局外人，尤其是今天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没有接受过“再教育”的年青一代难以理解的，当然也是我那时没有想到的。

　　是的，当年那滋味的确很不好受，就连我的母亲－－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都觉得那无异于一场生离死别，更何况我们这些当事人，包括那些有识之士呢！她追在我瘦小的身后，哭了一两里地。可母亲的眼泪，怎么阻挡得住老人家的一挥手呢？

　　那是个寒流滚滚的隆冬。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卡车把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由省城拉到一个偏僻闭塞的山乡。于是，我们一下子由都市老三届中学生，变成了下乡知青。这种身份的转换，几乎就在眨眼间完成，谁都来不及察觉，更不要说去细细品味了。望着风雪中的穷乡僻壤，刚刚在途中还欢声笑语不识愁滋味的中学生们，顿时傻眼了：这就是要我们扎根一辈子的地方？！尽管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迎的仪式热烈隆重，可我们却无法不沉寂。前途渺茫，命运堪忧……要说难受，这个就是最难受的了。

　　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不过一二十户人家，可蓦地要接受9个来安家落户的知青，谈何容易！为了知青们的安全，当时上级有规定，不得将我们拆散了分住到农户家去。可是，谁家又有那么大的空房子，可以通吃我们四男五女9个人呢？生产队没有办法，只好腾出集体的仓库，安顿我们家大口阔的知青户。

　　我们的到来，足以让小山村忙碌新奇了好一阵子。

　　队里给我们准备了床铺和一大堆烧柴，打好了柴灶，置办了全套的锅碗瓢盆，还专门派一名女社员给我们做饭。后来得知女生们都会做饭，又改派女生们轮流在家做饭。许多人家都给我们送来蔬菜泡菜，有的干脆让我们随时去他家园子里摘，喜欢吃哪样就摘哪样。队里的周到安排和父老们的热情关怀，使我们那早已凉了半截的心逐渐温暖了起来。

　　当时正是旧历的年底，但凡有能力杀年猪的人家，无不争先恐后接我们吃年饭。有时是几家同时来接，为了不拂逆父老们的美意，我们只好临时分成几个小组，分头赴宴。而今想来，我们真是愧领了那一番盛情啊！

　　最能令人忘忧的是，我们的住所总是人气旺盛。只要我们有人在家里，就会有乡亲们来串门。看得出那是好心的人们担心我们思家。他们拖着劳累了一天的疲惫，谈天论地，说古道今，讲一些本地的风俗和笑话，有时一坐就是半夜。

　　尤其是那些天真懵懂的小把戏们，他们最逗。我们居住的仓库门口，就是他们瞧稀奇看热闹的乐园。我们的胡琴和笛声让他们如痴如醉，我们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又让他们兴奋不已，眨巴着好奇的小眼睛问，怎么这点小匣子里装了那么多小人儿？他们围着收音机转，伸头探脑，总想看个明白，我们就一个劲地逗。

　　漫天的鹅毛大雪天里，欣赏着匣子里喜儿唱出的《北风吹》，那是何等地动情啊！而跟着少剑波唱“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又是何等地豪迈！　

　　农活劳作的繁重与艰辛自不待言，可乡亲们对我们却百般照顾，他们不仅手把手教我们做农活，而且说我们身子骨都还太嫩，不许我们挑重担挑满桶。尤其对瘦弱的我，尽可能安排与女社员一起干那些劳动强度低一些的活。

　　只要和他们男社员一起干挑的活，总是要我重量减半，数量减半。队里烧石灰，用不起煤，只能用山柴做燃料，烧窑的人几天几夜疯子般不停地朝窑里“喂”柴火，那个劳动强度不是一般男社员吃得消的。其他三个男生都争着去尝试了一把，而对我只允许去参观一下。那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就跟打仗没什么两样。记得去遥远的汉北河兴修水利时，他们说“远路无轻担”，工具、行李、柴米油盐统统都不让我挑，只让我负责跟着走就行了。

　　可是到了评工分的时候，乡亲们的说法又不一样了。那时是每个月评一次工分，有时是利用下雨天，有时是晚饭后的月光下。乡亲们说，知青们响应毛主席号召，离开爹娘，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是很不容易的，别的不说，光走路就不习惯，他们生活在武汉，那里的路该晓得几平坦？因此他们做多做少，是不能跟我们一样拿秤称，拿尺量的……我们九个人的工分，三个男生跟他们的男硬劳力一样，五个女生跟他们的女硬劳力一样，而对我则另给个政策，比他们三个男生少半分，比五个女生高半分。我后来想想，这多半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我是我们这个知青户公选的家长，因此常常被邀请和小队、大队、公社的干部一起去区里参加三级干部会。在我们的地铺会场上，几乎天天都有精神会餐，那些队干部们讲的笑话，能把人笑得满地打滚。这种农民式的狡黠，让我开心不已。

　　当年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不仅什么日用品都要计划，即凭票供应，就连大米也不能保证一日三餐，因此那里的农民每年青黄不接时都要吃一两个月的麦米饭。那种用小麦做成的麦米饭，对于我这个吃惯了大米饭的人来说，实在难以下咽。有次我和大队的一个干部外调回来在他家吃饭，他的老母亲得知我吃不惯麦米饭时，特地用大米和胡萝卜青菜一起，给我做了顿菜饭。那点大米存粮，是老人为了确保他们家的顶梁柱儿子和重点保护对象孙子，而硬从自己嘴里一粒粒抠下来的。而今想来，那何止是一顿饭啊！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曾在那里得了场致命的疟疾。在那缺医少药的穷山沟里，我一连打了好几天的摆子，人已经有气无力，眼看就不行了。乡亲们都束手无策，是一位名叫张德林的大哥救了我。他自己本身就是个老胃病，可他趁着轮到放牛的当口，把牛群赶到山上去，用一头水牯驮着我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山路，到一个名叫马河的集镇去，求一个老中医给我治病。后来他打听到我们公社渡槽那里有医生可以治疟疾，又和我们知青点的男生女生一起把我抬去打针，使我终于脱离了死神的魔掌。

　　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八个月。那是风雨一肩挑的一小段青春时光，也是我人生的一幕正剧，尽管有灾难有失意有彷徨，但比之于父老乡亲们的恩德来，那又算得了什么？太微不足道了！因此几十年来，我时常梦魂萦绕那块不是故园却胜似家乡的地方，总想回去看一看：乡亲们用上电没有？住上楼房没有？河上修了桥没有？山里修了柏油路没有？可怜的女人们，还是那样一双双被柴烟熏红了的眼睛吗？可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理，又一次次叫我望而却步。我倒不是顾忌什么衣锦还乡问题，而是惭愧对那块曾经贫穷的热土没有丝毫的回报。尽管我离开后在工厂在大学在机关，都曾竭力同那里的父老们保持通信联系，直到后来怎么也收不到他们的回信；尽管我一再给德林恩兄寄去胃药，可我依然担心难以面对父老们那一双双热切的眼睛。那里该有几多无言的期待啊！一旦回去，我将如何抬头？因而，羞赧之余，我就只能利用工作关系，经常打听那儿的情况。

　　我希望这种“望乡”情结不仅我们要永远望下去，甚至要传给我们的子孙，让他们也要永远望下去。

　　中青在线专稿（J－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