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历史恩怨很深且呈胶着状态，如何加以化解和疏导则是很久以来不少国人心中的热切诉求。因此，国人对日本首相福田康夫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的访华充满着些许期待或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2007年12月31日，《新京报》发表社论《以文化共同性引领中日关系全面发展》认为，纵观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整个访华行程，尤其值得注意的，也许是福田康夫对中日文化共同性的张显。社论还指出：“福田康夫是首位在任期间访问曲阜和孔庙的日本首相。这一举动用心良苦。他站在孔庙所同时传达给中日两国人民的信息，是儒家文化乃是这两个东亚国家的共同精神遗产。”
我能够理解上述论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和其所指的中日之间诸多文化交往的史实。但当今世界文化交往的现象太多了。在现代性大力张扬、社会交往愈来愈广泛和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你可以找到中日之间的所谓“文化共同性”，也能找到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之间（如中美、中德、中法等）的所谓“文化共同性”。
应当看到，在当今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规则当是与当下实践相匹配的市场规则或资本逻辑。至于其他文化规则，诸如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或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显然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要论“文化共同性”，我以为，市场规则或资本逻辑，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等，才是最大的“文化共同性”。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其实现形式与途径各不相同而已。显然，建立在这种共性基础上的世界文化生态无疑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不应互相歧视、敌视与排斥，而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我们知道，杜维明先生曾有“祭孔子、释迦牟尼和马克思于一堂”的倡议；余英时先生则在总结明清以来的儒学演变历程后，曾对于儒家重新以建制或法典化形式回到当年的统治地位上来等可能性，深表绝望，因为全面安排人生秩序的儒家文化是无法脱离相应的政治体制而单独存在的。可以说，文化云云，聚讼纷纭，但绝不是飘忽不定、可任意嫁接即可成活或复生的东西，往往形同而神异。中国有句古语叫“橘逾淮为枳”，实在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正如一些论者所言，虽然不少日本民间学者承认中国儒学曾给日本带来很大影响，但儒学在日本已本土化、民族化，日本官方并不承认自己是儒教国家，也不认同“中日文化同根同源”之说。中日文化到底是“同源同流”、“同源不同流”、“同流不同质”，还是分属两个独立的亚文化，一直存在争论。
其实，从中日媒体对福田康夫访问曲阜的不同报道用词上，也可窥见一斑。日本媒体对此多表述为“福田访问曲阜是出于了解对方历史文化的目的”。如《每日新闻》的社论指出，福田首相将对孔子的故乡曲阜进行访问，而温总理在访日期间也曾到访京都。两国领导人表现出的对对方文化与历史的尊重将有益于两国人民间感情的改善。《朝日新闻》评论称，福田首相希望通过访问曲阜，表达今后加强日中文化交流的意愿。
我颇认同这样的看法：谈文化不能太大而化之。忽视日本文化的自主性，过度渲染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容易造成文化心态的失衡或自大。中国是儒学发源地，但并不能说日本的儒学就是中国的儒学。儒学是多元化的，中日文化同属“东亚文化圈”，同受儒学文化的影响，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当然，尽管此次福田首相访问曲阜，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但作为日本首相，他能做出这个姿态已属不易。这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